目敝千江影 花生两园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札记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宋著名史家李心传（1167－1244）所撰，《杂记》甲、乙集共四十卷，记述赵家南渡之后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史事、史料价值颇高。此后成书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便是取材于《杂记》的。2000年中华书局九曾出版徐规先生点校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但其中一些地方，仍值得商榷，故整理成札记，以申拙见。识者正之。

    甲集卷一·...

《史记会注考证》札记

 

　　日人泷川资言所著《史记会注考证》，在学界颇有影响，前作《〈三家注史记〉札记》时，发现其中疏失之处亦不少，现将札记整理出来，所述亦不敢必，敬祁赐正。
　　

　　卷三十·平淮书：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
《汉书·食货志》：“至”作“置”。
《考证》：“汉志‘至&...

 李朝名人录（四）

 

孤将李舜臣——五百元篇

 

李朝水军将领李舜臣，以其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事迹闻名于世，他死后被追谥为忠武公，他是朝鲜半岛南北一致推崇的民族英雄。在韩国，无论学校、公共场所都摆设李舜臣的塑像，甚至是军舰、勋章、街道都以李舜臣为命名。无论是韩国旧版500元纸币、还是新版的500元硬币，均选择李舜臣肖像作为正面图样。李舜臣与世宗大王并列，是韩国人的民族精神象征，大概是为着时刻激励国民的爱国激情的用意，李舜臣的形象才会一再出现在流通货币上。

李舜臣不但是朝鲜民族的伟人，他在中国也享有盛誉。与李舜臣并肩作战的明朝水军提督陈璘，曾以无比激赏的语气称赞李舜臣，称之有“经天纬地之才，补天浴日之功”，李舜臣与明朝老将邓子龙壮烈牺牲的事迹，广为中国人所传颂。

在韩国历史上，李舜臣是足智多谋的爱国将领，他改良创造威力巨大的龟船，在海上纵横无敌、连战皆捷，曾创下以十二艘战船大胜倭军三百多艘战船的战争奇迹。在李朝陆军屡战屡败的七年倭乱中，李舜臣是唯一可圈可点的亮点。然而，李舜臣不单要与强敌周旋，同时还饱受朝廷佞臣的挑拨陷害，尽管如此，他仍在逆境中坚持精忠报国的信念，在猜忌与谗言的包围下奋勇作战，最终殒身大海。韩国人所推崇的，正正就是李舜臣的这种人格魅力。

公元1545年，李舜臣字汝谐，号德水，生于汉城乾川洞。李舜臣的家族德水李氏属于名门望族，李朝一代思想家、政治家栗谷先生李珥，即出自这一家门。然而，当李舜臣出生之时，他的家庭已经陷于没落。在李舜成诞生的当年，李朝仁宗大王即位，在位仅仅八个月便驾鹤西归，他的弟弟明宗继之，由母亲文定王后摄政，此后，李朝长期陷入外戚专权、朋党之争的漩涡中。李舜臣的父亲李贞，由于出身于士祸（李朝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殃及的家庭，终身无法取得功名，家庭生活相当清贫困苦。为着中落的家道，幼年的李舜臣不得不迁居到母亲的故乡、忠清道的牙山，关于李舜臣童年时代的记载，多半以牙山为背景。

出人意料的是，李舜臣曾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顽童。关于这一点，史籍中有婉转的记载。少年时的李舜臣喜好舞刀弄枪，常常带着弹弓在乡里游荡、做出射击行人的恶作剧，搞得“长老皆惮之，不敢遇其门”。他时常兴致勃勃地与玩伴们模仿行军布阵，而且还指挥得井井有条、在打闹中将“敌人”击败。李舜臣是孩子王，后来在政坛上声名鹊起的宰相柳成龙，也是他当年的亲密玩伴之一。

从十一岁开始，李舜臣开始与兄弟们进入私塾读书，文章作得像模像样，看似将来可以有所作为。不过，李舜臣始终与父亲的希冀背道而驰，他一有空又骑马狩猎、耍拳弄棒内心似乎早已作好随时投笔从戎的准备。

到了二十二岁，李舜臣终于下定决心放下儒生的身份，正式开始佩剑习武。由于自小留心武艺，李舜臣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加之他文化功底深厚，《孙子》、《吴子》等兵家经典无不通读。苦练十年之后，三十二岁的李舜臣才大器晚成、通过了武科科举，成为从八品的戍边武官。在李舜臣考取功名的历程上，也有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英雄事迹。

在三十二岁最终中举之前，李舜臣曾参加过一次武举，在当时的马术考试中，李舜臣的坐骑突然反常、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在场的武生和考官大惊失色，纷纷站了起来观望，以为这个倒霉蛋不死也得重伤了。哪知李舜臣居然支着一条腿站立起来，一瘸一拐跳到一棵柳树跟前，折了一些树皮和枝叶，自行包扎起来。这次考试因为意外事故而无法继续，但是李舜臣的勇气却相当令人感服。

考中功名之后，李舜臣的官运却一直磕磕碰碰。北部边境的童仇非堡，是李舜臣仕宦生涯的起点，他在那里以低阶武官的身份服役，之后辗转来回于南部海疆与北部边境，所任职位多数是六到八品的芝麻小官。在这期间，在官场中崭露头角的柳成龙并未忘记李舜臣，他曾向担任吏曹判书的李栗谷推荐了这位将才。凑巧的是，栗谷与李舜臣同是德水李氏的宗亲。谁知，李舜臣却拒绝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说：作为族亲我可以去拜见他，但是作为吏曹的首脑则万万不可。又一次，全罗道左水营水军节度使看中水营中的一棵树，想砍下树干作为琴瑟的木材，当时任职该地的李舜臣一点也不肯通融，义正词严地说明公家财物、虽一草一木也不可私自挪用，左水使拗不过这位倔强的部下、只得悻悻而退。由于其耿直的性格，李舜臣无法与上司磨合，在驻屯北方边境鹿岛的时候甚至一度被削职为一般士兵。凡此种种，李舜臣官运不济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舜臣在其不惑之年，终于迎来了生涯的转折点。当时巡察全罗道的高官李洸曾对李舜臣叹道：“以你这样的才干，抱屈至于今日，真是可惜。”未几，即推荐他为全罗道的武官“助防将”。与此同时，已经官居从一品左议政的柳成龙，也极力向宣祖大王推荐李舜臣，就在种种机缘巧合下，李舜臣的命运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从助防将晋升至珍岛郡守，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擢升为加里浦水军佥节制使，水军佥节制使任命公文刚刚到手、李舜臣即将出发之际，宣祖再一次提拔他为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这已经是三品官的待遇，晋升速度之快实在令人目眩。时为公元1591年，李舜臣屹立在南海之滨，他正是46岁的年纪。

李舜臣升任全罗道左水使之际，李朝已呈危如累卵之势，出使日本的两名通信使以国事为儿戏，徒事党派之争，对倭军即将大举进犯的消息充耳不闻。在如此乱世，李舜臣是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他上任未久，立即着手加强驻地水军的军力，建造各式战船，包括闻名于世的新型战舰龟船。果然，不久之后这些战船就派上了用场。

壬辰年（公元1592年）阴历四月十四日，倭军横渡朝鲜海峡，在釜山大举上岸，仅仅过了半个月光景，在五月初二就攻进了汉城。汉城沦陷的两天后，李舜臣首次率领左水营水军出海作战，五日内歼灭数十艘敌船之后返回母港，得知都城沦陷、大驾播迁，李舜臣悲不自胜，失声痛哭。自此之后，李舜臣与国王的朝廷远隔两地，丧失了一切奥援，不得不孤军奋战于敌军后方的海域。

朝鲜国王宣祖一直逃到北方边境的义州，再往前行便是明朝的土地，宣祖的流亡朝廷才停住了脚步。宣祖君臣在义州这个边境小城度过了半年，直到明朝援军入境、失地次第收复之后才动身南返，又在路上耽搁十个月后才回到汉城。期间，真正投入作战的就似乎只有李舜臣。

在南方的海上，李舜臣率领的水军在玉浦海战中首次获胜，其后，更在闲山岛海战中取得空前战果。

当时，倭军舰船潜伏在地形狭隘、隐屿众多的见乃梁海峡，朝鲜水军则在闲山岛前的广阔洋面与之对峙。为将倭军主力诱出，李舜臣决定以少数兵船孤军接近见乃梁水域，在闲山岛面前聚歼敌军。

朝鲜水军的小股部队，与倭军稍作接触便调头后撤，倭军见状立即迎头追赶，当倭军大部主力战船出现在闲山岛前，李舜臣的舰队立即划桨改变一字排开的阵势、将船头调转向后，同时，帅船两旁的战船向两翼展开，整个水军编队犹如巨大的鹤鸟在海上振翅舞动。

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瞬间转变队形并非易事，然而平日训练有素的朝鲜水军却得心应手，左右两翼将倭船牢牢压制之后，编队的中坚部分如鹤的胸部，配合两翼攻击处于核心的敌军舰船。鹤翼的阵势由远及近逼近倭军，倭军相应不断集中，这个时候，两翼的战船挥动分散后退，倭军集中的火力不得不分散攻击散落的目标，相对而言，倭军密集的队形则成为朝鲜水军两翼、中坚的火力集中点。大鹤如此这般来回拍打双翼，倭军的战船在翼下渐渐失序、最终被雨点般的炮箭淹没。

闲山岛海战便是依照上述的战略进行，倭军在李舜臣攻守结合、收放自如的双翼下灰飞烟灭，损失大小战船六十余艘，堕海、战死的倭兵不计其数，据说人数达九千之众。此后，诱敌、鹤翼的战略，成为李舜臣指挥作战的典型阵势，对此，倭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击之了力。

闲山岛一役，倭军丧失了朝鲜南部海域的制海权，使倭军水陆战线无法协调步伐，倭军再也无法通过水路补给北面陆地上的部队。补给线上出现困难的倭军自此攻势顿缓，加之明朝援军在陆上的作战，朝鲜半岛的总体战局终于得以扭转。由于此战的功劳，李舜臣被晋升为正二品的正宪大夫。

李舜臣在战场上常常奋不顾身。一次交战中，一发火枪子弹射中李舜臣、贯穿左肩，鲜血流至脚跟。将帅的伤亡，在战时会大大动摇士兵的士气，甚至影响战斗的进程。有鉴于此，李舜臣中弹后不动声色，依旧如常挥动武器指挥作战。海战结束后，李舜臣才卸下盔甲，用尖刀将体内的子弹剔出，伤口深至二寸，血液流淌不止。由于终日穿戴盔甲，伤口流脓化水，筋骨疼痛万分，将士见之无不失色，只有李舜臣本人依旧谈笑风生。身先士卒的将帅，麾下自然是以一当百的士兵，是故，李舜臣的作战团队，在陆上朝鲜军队连连败绩的时候、却在海上屡屡打破敌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丁酉年（公元1597年）二月某日，李舜臣率军出海与倭军作战，小规模的战斗轻松结束，倭军在朝鲜水军的攻击下溃不成军。当舰队返航、李舜臣刚刚踏上闲山岛土地的刹那，从汉城来的义禁府官员立即宣布李舜臣欺君罔上、不遵军令等罪名，将身为三道水军统制的李舜臣逮捕。

在押送汉城受审之际，李舜臣将战船、军粮、花名册等物交割给继任的统制使元均，这是一位曾被李舜臣当面斥责为“不知兵”的水军将领。

李舜臣遭到逮捕的数月前，都元帅权慄特意造访闲山岛，向李舜臣传达出海截击倭将加藤清正的指令。匪夷所思的是，这一鲁莽的作战方略，是汉城朝廷的衮衮诸公根据倭军的传言而制定的。此前，从倭将小西行长阵营传来信息：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素不睦，现特来告知加藤清正将于某时横过某处海面，希望贵国出兵予以截击。从敌军阵营传来的谍报自然荒诞不经，不过个怀鬼胎的朝廷大臣们，将这条毫无价值的情报列入议程。

加藤清正，是宣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物。壬辰年的战事中，加藤清正的倭军肆虐各地，自釜山登陆之后，半个月内踏破汉城，之后又一口气追逐宣祖的逃亡队伍，甚至一直深入到朝鲜最北方的国境线上。在加藤清正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宣祖疲于奔命，一次次瘫坐在行宫的地板上与所剩无几的朝廷大臣相对而泣。加藤清正是宣祖的头号死敌，当他听说擒拿加藤清正的机会近在眼前，该会是如何的欢欣雀跃呢？

相对于宣祖毫无战略头脑的纯报复心理，朝廷大臣们的考虑则更为深远险恶。李舜臣与柳成龙关系密切，被视为是柳成龙（东人党内南人派系）一手提拔的实力派武将，与柳成龙争坐交椅的另一政坛巨头李山海（东人党内北人派系）必欲除之后快。出于这种目的，北人们大肆鼓动李舜臣出海截击加藤清正，这种自杀式攻击行动下场只有两种：要么李舜臣抗命不从，要么遵令出海中伏兵败。而无论结果如何，李舜臣都必然要为此负上全责。在国难当头之际，拘于门户之见的朝廷大臣们就在李舜臣面前设下这么一个陷阱。

李舜臣当然无法服从这等放血的命令，在私敌元均与北人大臣的联手弹劾下，李舜臣处境异常孤立，宣祖急于取得加藤清正的性命，完全看不见事件背后的真相，他不断在朝廷面对众臣歇斯底里地咆哮：“绝对不能轻饶李舜臣！”结果，李舜臣被逮捕下狱，对水战毫不在行的元均代替了李舜臣的位置。水军官兵们闻讯大悲：“舟师不久必败，我辈不知死所矣！”

李舜臣在狱中仅被关押两个月。期间，领议政柳成龙对事件缄口不言，只有判中枢府事郑琢上书为李舜臣辩护。李舜臣并未被进一步施加刑罚，被降职为士兵出狱。不久，元均率领的水军在漆川海面大败，他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倭军杀害，李舜臣苦心经营多年的舰队至此化为乌有。水军败亡，汉江顿时失去屏，倭军随时可能溯海北上攻击汉城。丁酉年七月，宣祖不得不再度任命适逢母丧的李舜臣为三道水军统制使，任命的教书上如是写道：“……寡人不察，将爱卿问罪下狱，导致今日战败受辱，爱卿务必扭转颓势……”李舜臣重临水军营寨，清点军力，仅存将士一百二十余人、战船十二艘，从前的得力战将李亿祺等人已于漆川之役战死。纵然如此，李舜臣还是以悲壮的语气，向朝廷表明必死的决心：“战船虽寡，微臣不死，则贼不敢侮我矣。”

仅仅因为宿敌倭军的存在，李舜臣才得以死而后生。此时李舜臣的内心，也应该和秋季的大海一般翻腾不已吧。

内有奸佞中伤陷害，外有顽敌虎视眈眈，这便是李舜臣当时的处境。闻知朝鲜朝廷的变故，倭军不失时机地从海路挥军北上，企图打通直达汉城的水道。丁酉年九月中旬，倭军三百三十艘战船进入西海岸的水道，李舜臣麾下仅存的十二艘战船奋起迎击，两军在鸣梁水域爆发大战。是为世界海战史上著名的“鸣梁海战”（1597）。

鸣梁，是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一处绝地。这里的海水潮来潮往、瞬息万变，长达两公里、宽度短处仅四五百米的海峡之间，时而顺流、时而逆流，一昼夜的时间里海水流向变化达数次之多，航行于其上的船只如履薄冰，不知何时会被卷入突如其来的漩涡之中。海水涨潮、落潮之际，巨响震动远近，故有“鸣梁”之名。只有在这里，仅存十二艘战船的李舜臣才有险中求胜的可能。

李舜臣决意火中取栗。

丁酉年九月十五日，海面波澜不兴，离潮水汹涌、月光明朗的十五夜尚有一日。当夜，朝鲜水军十二艘战船装载所有士兵出海，水营附近的百姓则被疏散到附近的山头上。日出时分，朝鲜水军的十二艘战船一字排开，其后只有一片无垠的大海。海水巨大的逆流随时会将船队阵营冲散，浪花拍打着船帆，划船的水手们随着战鼓节奏奋力划桨维持队形，好不容易才将单薄的横队驶入鸣梁海峡的西侧入口处。船队在来回翻腾的波涛中努力保持阵势，等待倭军舰队的出现。

倭军大型战船安宅船分为十列横队前进，顺着海潮于中午时分从东侧入口进入鸣梁海峡，华丽装饰的战船浩荡行进、挤满了狭窄的鸣梁海峡，相对于十二只朝鲜战船而言犹如泰山压顶。在山头上避难的朝鲜百姓，见状无不大惊失色，继而绝望痛哭。在战船上的朝鲜官兵新丧之余又临大敌、个个肝胆俱裂，朝鲜战船遥遥望见倭军的船阵，无法自已地连连后退。眼看溃堤之势即将发生，李舜臣仗剑砍杀一名胆怯后退的士兵，一举登上船头对各船将领大声喝斥：“你想违抗军令被杀吗？你以为后撤就有生路吗？”

持续后退的朝鲜水军终于止住了脚步，穷凶极恶的倭军战船蜂拥追击，很快就进入了鸣梁海峡的腹心地带。海峡全长不过两公里，朝鲜水军再无退路，面对顺流而下的倭军却毫无还击的力量，第一队列的倭军战船对朝鲜战船的横队穷追猛打。眼看横队即将退出海峡、进入广阔的洋面，海峡内的潮流突然扭转，原本顺流的倭军陷入逆水行舟的处境，原本逆流后退的朝鲜水军却乘着海浪反冲向倭军的阵营。逆转的海水将倭军庞大的战船编队向东冲走，措手不及的倭船已经开始自相撞击，为了抵挡逆潮，这时轮到倭军拼命划桨。朝鲜水军号角长鸣，火箭与炮弹乘风射向倭军的前列横队，突然的反击为倭军增加混乱，倭军的前锋战船顷刻烟火四起、撞击更加激烈。然而以单薄的火力攻击敌军前锋作用十分有限，李舜臣指挥将士射击倭军队列的后方，中间的战船不明就里，与从前方后撤的战船相互拥挤碰撞，后方的战船受到突袭也惊慌失措，原本雄赳赳的阵势登时大乱。倭军令人胆寒的船阵，便是这样磕磕碰碰的过程中自动消耗殆尽。李舜臣十二艘战船的横队，反而步步进逼、将乱作一团的倭军赶出鸣梁海峡，山头上的朝鲜百姓目睹奇迹，不禁欢呼雷动。

晚霞与硝烟满天之际，朝鲜水军乘着西北的涨潮凯旋回港。这一天的战斗，李舜臣以悬殊之兵力摧毁倭船三十三艘、收复了西海岸的制海权，创造了海战史上的传奇战例。

鸣梁之战配合了路上明、朝联军的攻势，封锁了倭军北上进军的路线。明朝水军提督陈璘的舰队，南下与李舜臣的朝鲜水军会合。

公元1598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死亡，倭军开始退却。为严密监视倭军的动向，李舜臣将水军阵营移动到古今岛上。十一月的隆冬季节，倭军纷纷登船大举逃窜回国，李舜臣与陈璘的联合舰队大举追歼倭军。

大战前夜，李舜臣在战船上指天为誓：今日固决死，愿天必歼此贼！

联军与倭军在露梁海上爆发激战。倭船倾巢而出，向东逃窜，途中遭遇李舜臣的截击。大战中，陈璘所部大发火器，深入倭船阵中来回冲杀，倭船被焚者数以百计，堕海者更是不计其数。陈璘的帅船遭到倭军围攻，形势非常危急。李舜臣见状立即擂鼓驰援，这时，一颗子弹射穿李舜臣胸部，一代名将留下“战方急，慎勿言我死”的遗言，言毕而逝。时值黎明将曙的清晨时分。露梁大战之后，海面上狼藉一片，诡异的空船与浮尸满布海上。战中倭军阵亡两万，七年倭乱至此终结。

陈璘得知李舜臣噩耗，悲痛欲绝、抚膺恸哭良久。史载，明朝水军将士皆不食肉以表哀悼，朝鲜士庶闻讯则奔走巷哭，纷纷制文以祭之。

七年倭乱之后，李朝在长达三百年的和平时光中苟延残喘，朝鲜朝廷成为士大夫们明争暗斗的名利场。李朝江河日下，李舜臣已经无缘目睹王朝没落腐朽的光景，他以壮烈战死作为武将生涯的句点——波澜壮阔的大海，才应该是他最后的归宿。

李舜臣被追赠为“效忠仗义迪毅协力宣武功臣”、左议政、德丰府院君，奉祀于显忠祠。当代韩国每年一度表彰有功军人的显忠日，即是为缅怀李舜臣的忠烈而设定。

 

 李朝名人录（三）

 

退溪李滉—— 一千元篇

一千元上那位慈眉善目、头戴儒巾的老者，是韩国的大思想家退溪先生李滉。退溪是韩国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他通过代表性学术著作《圣学十图》，阐述了性理学的理论，从而建立了韩国本身系统、完整的性理学体系。退溪被誉为韩国性理学第一人，三百多年后的梁启超曾高度称颂退溪：“巍巍李夫子，继开一古今。十图传理诀，百世诏人心。云谷琴书润，濂溪风月寻。声教三百载，万国乃同钦。”

退溪是品格、才学、德望兼备的君子，他一生为国尽忠、大公无私，其耿直磊落的作风，在当今混沌的世道广为韩国社会所推崇。

有一个关于退溪诞生的传说。在退溪出生前夕，他的母亲朴氏夫人梦见孔夫子进屋，此后，一代大儒退溪李滉遂降诞于庆尚北道的陶山，时为公元1501年。

退溪出生之后不过七个月，其父李埴去世，朴氏夫人务农织布艰难地养育子女，她十分注重对儿女的教育，她常常对退溪说：“用功学习当然很重要，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假如你们言行放肆，别人都会说是寡妇教子无方，指骂你们没有教养。这一点你们千万要明记在心上，绝不能给祖宗丢脸。”

严谨的家教，使退溪自小具备良好的品格。6岁时，退溪开始向邻居老人学习千字文。每天早晨，退溪首先洗脸、梳头，再读两三遍前天所学的内容，然后才仪容端正地前往老师家里。到了老师的家门口，退溪先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待叩头行礼之后，才入室读书。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对退溪的人生影响很大，换句话来说，这不正是学者必备的品质吗？

12岁开始，退溪开始跟从叔父学习《论语》。退溪喜好钻研书本，即使在人多喧哗的场合，他都是独自面壁读书、自得其乐。在读书的时候，退溪都坚持危襟正座，同一本书精读十数次毫不倦怠，更别说会躺着或歪着身子读书了。据说，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0岁去世为止。23岁，退溪入汉城成均馆读书，他终日闭门谢客，除了三餐之外，其余时间都足不出户苦读书卷。

有一年，汉城的夏天酷暑难耐，退溪依旧闭门读书，一位朋友劝道：“天气这么热，像你这样关紧房门读书，会害了你的身体的。读书呢，等到天气凉快以后再读，我们到山清水秀的地方避避暑去。”

退溪闻言笑道：“读了这本书，觉得身上有一股凉气在流，还能生什么病？这书中有无穷的真理，越读越精神，心情也快乐。”

这期间，退溪反复精读的正是性理学之祖朱熹的《朱子全书》，进而感悟出其中的秘决金言。汉城修学之旅是退溪学术的积淀阶段。日后，他把内容零散的朱子学进行系统分析，最终形成集大成的“退溪学”。

33岁时，退溪考中庆尚道乡举第一名。翌年，34岁的退溪才踏上仕途，出任承文院权知副正字的官职。此后，退溪历任各种官职，但他无意于沉浮官场，屡次请辞还乡、专心于治学。为此，退溪曾屡屡被朝廷以郡守、监司等高职召还，又屡屡弃官返乡。他辞官回到陶山，跟弟子们讲道：“我认为年轻的时候和年老的时候，对做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时候，国王有什么吩咐，呼而即到。年老了以后，国王招见，总是推辞，即使拜见国王，也不想久留。官位低就责任轻，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官位越高，责任越重大，所以不忍心久留。古时候，有的人一拿到官位，马上奔过去，说‘国王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推辞呢’。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如果不顾大义，只顾国王的恩惠，那不是君臣之间的礼义，而是为了做官和奉禄。这种‘忠诚’还能算是忠诚呢？”

在50岁那年，退溪定居于退溪之西，构筑寒栖庵潜心研讨学问。“退溪”的雅号，源出于此。

当时，儒林士风堕落败坏，书生们往往无心学问，反而热衷于喋喋不休的笔墨官司。他们表面上以礼义道德自诩，本质上却是迂腐不堪，尽是一帮终日徒事口舌之争、党派之论的俗人。退溪倡导的却是朱熹思想中的知行精神，多次在其著作中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履行实践是检验书本教条的标准，对朱熹“致知力行”、“致知为先”、“力行为重”大为推崇。大概就是因为无法与充斥官场的庸俗之人相互磨合，退溪才不顾舆论与纲纪，一再弃官归家。

另一方面，退溪严格儒林中的“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所谓的“君子儒”，在隐居时则以仁义为本，出世则忠君爱国、以民为本。而“小人儒”，即是那些汲汲于利用学问谋求功名利禄，实质是毫无政治善意、败坏朝廷士风的伪君子。对于人心不古的弊病，退溪有一针见血的见解，他指出科举考试使读书人忙于应试而丧失真我，是败坏人才的本质根源。退溪认为，读书人一旦陷入科举应试中，便终身沉溺于名利场里不能自拔，他们一味醉心于华丽的应试辞藻，再也没有精力和时间钻研真正的学问。对于困扰当代学子的应试教育制度，退溪早于数百年前便已看透其弊端，在看待个人素质发展与应试的矛盾等问题上，退溪的评论宛如出自当代社会学家之口，哲人的评说，可谓不同凡响。

70岁，退溪由于病情恶化，再三上书乞请致仕，国王宣祖知其不可留，下令将退溪护送回乡。这时，栗谷李珥登门拜见，劝道：“年幼的国王登位不久，需要大臣尽力辅佐，先生万万不可离开朝廷。”年迈的退溪至此仍旧不肯放弃毕生的原则，他表示：“为官者不能尸位素餐、败坏朝廷风习。”之后离开了朝廷，再度回到故乡陶山。

退溪到家不久，留下《遗戒》即寝疾仙逝。退溪的弟子禹性传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虽然拜先生为师很久，却从没见过先生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他绐终那样勤奋、谦虚。”退溪生前不贪名利，凡事以理行事、以德服人，他的学识和为人，在韩国古今受到一致赞颂，其真儒风范，更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李朝名人录（二）

 

栗谷李珥——五千元篇

 

人们常常将中、日、韩相提并论，实际上，东亚三国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气质。不过，三国民众都不约而同地呈现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不可为之则不可为。这种价值观念，正是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一些韩国人宣称韩国是正宗的儒家文化继承者。此话虽然值得斟酌，然而韩国人对儒学的执著可是举世闻名。李朝时代，儒学在朝鲜半岛一统天下，取得独尊地位，期间，出了退溪李滉与栗谷李珥两位执思想学界牛耳的大儒，他们的思想对后世韩国人影响至为深远。退溪与栗谷倡导朱子学的伦理价值观，其核心内容即为“不可为之则不可为”。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社会不容许其成员对所谓“正确”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从而要求人们对既定的价值观念采取绝对认同的态度。这，便是理学家们口中的所谓“天理”。

在思想史上，退溪开创了韩国的性理学体系，栗谷作为后辈，则以此为基础有所革新突破。二人承前启后，但在韩元纸币上的位置却完全颠倒，退溪的半身像出现在千元钞上，而栗谷却反而出现在五千元钞上。据此推测，栗谷李珥相比起退溪李滉，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吧。

李珥，字叔献，世称栗谷先生，公元1536年出生于江原道江陵的外婆家乌竹轩。栗谷出身名门望族，父系德水李氏，是源自中国开封的世族，母亲是师任堂申氏，也是一位举世知名的才女。据载，栗谷自幼聪颖好学，三四岁便能读书写字，这一切，应该与他母亲的影响分不开。

师任堂申氏是李朝时代著名的女诗人、书画家，在吟诗作画上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据说，她年幼时曾在画纸上画下蚂蚱，后来有只鸡以为是真蚂蚱，啄破了她的画。师任堂的画往往能以假乱真，她虽然才华超群，但是从不随便在人前卖弄。一次士大夫夫人的聚会中，一名侍女不慎将汤洒在一位夫人的裙摆上，原来那夫人家境贫寒，衣裙是借自别人的，现在将借来之物玷污，那位夫人焦虑不已。这时，师任堂从容吩咐准备笔墨，端笔在沾有污渍的裙摆上点点画画，最后居然妙笔生辉、将斑斑污渍修饰成栩栩如生的葡萄与枝叶。末了，师任堂将裙子交给那位夫人，让她拿到市场上出售，结果卖得的价钱，足以买回好几件丝绸裙子。

师任堂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栗谷自小耳濡目染，不仅造就了端正的品行，也培养出超群的学识。可惜，这位贤良淑德的申氏夫人，在栗谷16岁时便撒手人寰，栗谷对慈母离世的万分悲痛可以想见。

师任堂之死为栗谷带来极大的震动，他守孝三年后，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于是入金刚山当了和尚。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栗谷在山门只呆了一年，20岁那年，他觉悟到佛家的虚无清静并非真理，又毅然下山重归儒林。栗谷短暂的修禅经历，对其学问生涯影响深远，此后，他坚定儒士的立场，在儒学研究上日益精进、最终成为大方之家。

23岁那年，栗谷前往陶山拜谒当世的名儒退溪李滉。一老一少两位儒士，对彼此的学问修养都异常赞赏。别后，退溪致书栗谷：“世间英才无限，可惜鲜有存心于学问者。君高才妙年，发奋研读，他日前途定然无可限量。”同年，栗谷即参加科举考试，以《天道策》而状元及第。此后直到29岁为止，先后九次殿试均获状元，被誉为“九度状元公”。慧眼识英雄，退溪的预言应验了。

由于在科举场上声名显赫，栗谷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初出茅庐就官居户曹佐郎，之后历任清州牧使、黄海道观察使、承旨、副提学、大司谏、大司宪、大提学以及六曹判书等内外要职。

不过，栗谷并非汲汲于功名利禄之辈，他的终身志愿在于性理学的研究。

研究“理”与“气”的本体论，是理学的主要内容。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理”（天道）是宇宙的根本，“气”（具体物质）因应“理”产生作用，从而形成世间万物。因此，“理”、“气”虽为两个互不分离的东西，但是相形之下，“理”显得更为重要。虽然朱子学是唯心论，但朱熹的在倡导“理”的同时，也是注重实践精神的。

韩国性理学，自高丽时代从中国传入之后，产生了“主理”和“主气”两个倾向。“主理”派以退溪李滉为核心，对朱熹学说几乎全盘继承。“主气”则在部分继承朱子学道德伦理的基础上，更注重实践而较为轻视理念。“主理”学者们将“理”与“气”视为一体，这犹如人乘马上，马依照人的意志前行。栗谷在学术上走的正是“主气”路线。

在学术见解上，栗谷与退溪的分歧很大。栗谷与退溪关于仁、义、礼、智（四端）和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的争论，在历史上形成著名的思想争论“四七之辩”。退溪认为，“四端”是由“理”引发的，而“七情”则是由“气”引发的，进一步引申，“四端”高于“七情”。栗谷则大力反对这种割裂人性的说法，他认为：“四端”与“七情”具有统一性，当道德感情与自然感情相结合，“四端”之下引发的“七情”即为“善”的情感，反之，即为“恶”的情感。在这一命题的争论中，栗谷“理”与“气”并重的客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对性理学的理解上，栗谷显然比退溪更具与时俱进的色彩。“四七之辩”喋喋不休，在之后为两人各自的学派所继承，沦为士大夫党同伐异的一面旗帜。

作为历史人物，栗谷与退溪身上都具有浓重的“存天理、灭人欲”味道。不过，儒学并非一成不变，作为一门学术，儒学必然在持续的良性研讨、交流中，不断被修正、补充，从而赋予其全新的内涵。遗憾的是，栗谷与退溪的学术讨论在后世完全变质，各自的门生由争论引发相互之间的嫌隙，学术流派更成为政治上的门户之别，成为东、西党争的开端。如果生前惺惺相惜的栗谷与退溪泉下有知，想必会对不争气的门生们感到痛心疾首吧。

栗谷身处的宣祖时代，国内土地兼并、官场腐化、士风萎靡，国外则饱受南倭北胡的侵扰，李朝已经濒临矛盾激化的前夕。对此，朝廷上下浑然不觉，一如既往地文恬武嬉，栗谷的大声疾呼在宣祖君臣耳中、不过是狂人的梦呓。栗谷具有经世济民的历史责任感，他敢于在宣祖面前直言进谏、苦口婆心地对朝政提出种种改革建议，又毫不保留地揭露官场弊病、抨击朝廷上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为此令宣祖感觉腻烦，也引起了同僚们的反感。久而久之，宣祖养成一种敷衍习惯，当他面对栗谷的上书或建言，总是停留于口头的赞许，然后将其实质内容束之高阁，最后不了了之。

栗谷作为学界领袖，对士大夫东、西分党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极力调和东人与西人两党，可是士大夫们依旧我行我素。不怀善意的同僚屡次上书弹劾，栗谷本人也多次向宣祖上书请辞，可是免职之后又被迫奉召出山。栗谷在朝中的位置就是这样的尴尬，他高不成、低不就，仅仅因其资历而被看成朝廷中的摆设，直到他四十九岁病死于吏曹判书的任上为止，栗谷始终无法在政坛上施展抱负。

据说，栗谷在一度失意谪居之时，曾下令佣人在临津江边的亭柱上刷上油漆，预言日后必有用处。果然，在栗谷逝世之后十年，壬辰倭乱爆发，宣祖乘夜落难到临津江边，却因江面伸手不见五指而无法渡河。这时，随从们在江边亭中点燃了灯火，灯光借着亭柱散射到周围，宣祖的队伍才得以顺利渡河。这个故事纯属事后诸葛亮，不过作为栗谷一生的写照，倒也是十分恰如其分的。

 李朝名人录（一）

 

世宗大王——一万元篇

    

   

   韩国货币由韩国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发行，货币单位为“元”（won）。现行的纸币面额有1000元、5000元和10000元三种，硬币则有10元、50元、100元、500元四种。在这些货币当中，也蕴含了相当多韩国历史的掌故。一般人只要掏出这些大小不一的货币稍微端详，并了解货币上图案的来历，就已经可以对韩国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就这点而言，韩元作为韩国国家名片的作用无疑十分显著。

 

   作为韩元的最大面额，一万元纸币上的图样最为人们所瞩目。一万元图样中头戴乌纱折角冲天巾、身穿盘龙圆领袍的人物，便是韩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圣君世宗大王。世宗大王是韩国人引以为傲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发明了韩国文字，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也颇有建树。这位全能的君王，因为其丰功伟业在纸币的排行中荣获第一、被印刷在最大面值的10000元纸币上。下面，就从世宗大王开始，逐一解读钱币上名人的生平点滴吧。 

   按照儒教的传统宗法，在王子中排行老三的忠宁大君本来没有资格坐上王位，他应该以嫡出王子“大君”的身份，一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历史往往出人意表，这位忠宁大君，逾越迈向宝座的种种障碍，最终成为君临朝鲜的世宗大王。

 

   忠宁大君（李祹），生于公元1397年，他是太宗李芳远与结发妻子元敬王后闵氏的儿子。在他之前，已有让宁世子（李褆）、孝宁大君（李補）两位同母兄长，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同母弟弟诚宁大君（李褈）。其中，让宁作为李芳远的嫡长子，早已确立了王储的地位。

 

   可是，作为父亲的太宗李芳远，对膝下孩儿们的感情却十分微妙。让宁虽是长子，然而自小寄养在舅家，与太宗的感情略为疏远；老三忠宁天资聪颖，是个乖巧的孩子；所谓皇帝爱幺儿，老四诚宁是太宗的最爱，因此一直养育在宫中——让宁之所以为世子，不过就是抢在前头出生罢了。

 

出于这样子的好恶观感，太宗常常将让宁、忠宁相提并论、评头品足，偏爱忠宁的感情溢于言表。

 

   忠宁大君在朝廷内外深孚众望。根据史书上的描述，忠宁大君是个好学不倦、对政治颇有独到见解的人。少年时代的忠宁，常常沉浸于故纸堆中，即使有病在身，也是手不释卷。太宗看见儿子抱病苦读的情形，煞是心疼，下令奴仆趁忠宁休息的间隙将书卷全部收藏起来。忠宁嗜书成瘾，发现书房里的书本全部失踪后，顿感若有所失。不料，奴仆们手忙脚乱之间，不慎遗落了一本书，忠宁发现静静躺在地板上的那本书，心中大喜过望，立即拾起，坐到一旁津津有味地继续研读。这还仅仅是忠宁嗜书的一个典型例子，史籍上类似内容的记载不绝于书。

 

   在学问上博闻强记，忠宁常常能冲口而出地对时政发表简明扼要的见解。太宗对忠宁敏锐的政治触觉感到相当满意。有时候，他甚至认为忠宁才是当一国之君的料子。反观让宁世子的表现，却令太宗大失所望。让宁资质并不愚笨，但是他对治国平天下显得莫不关心。让宁生来就是一副享受风花雪月的骨子，他擅长的似乎只是吟颂诗句、或与女人风流快活之类的事情。

 

   显然，太宗的最终选择是毋庸赘述的了。公元1418年，忠宁大君接受了太宗李芳远的禅让，即位为王，世宗朝的盛世由此而启幕。

 

   当代朝鲜半岛使用的文字，据说源自世宗大王瞬间闪现的灵感。那时，宫殿里设有落地式窗户，窗户的木框形成一定的图样，当阳光投射到纸糊的窗纸上，木框的轮廓尤为明显。世宗大王目睹这一光景，灵机一触，脑海中便形成韩国文字的雏形。

 

   上述仅为道听途说的传言，然而世宗大王创制韩国文字的功绩却是事实。实际上，一套科学的文字书写系统的创造，远远并非如此简单。鉴于韩国本身并无文字，造成庶民阶层整体文化水平低下，世宗大王一直致力于本民族文字的创制工作。世宗大王认为：“朝鲜的语音与中国不同，口语与书面文字未能一致，因此无法学习汉字的庶民们往往词不达意。”这种情况之下，一种易写易用的平民文字呼之欲出。

 

   世宗二年，世宗大王在宫内设置集贤殿，顾名思义，是聚集贤才的学术殿堂。世宗大王精选一时的学问之士入殿研习学问，并且给予优厚研究条件与待遇，世宗大王礼贤下士，使士子们争相慕名投附，在后世政坛大放异彩的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朴彭年等名臣，无一不是集贤殿学者出身。 

   韩国文字，即诞生于集贤殿的这些高级头脑当中。 

   在世宗大王的主持下，创制文字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创制过程中，集贤殿学士成三问等人曾先后十余次往来中国辽东、山东一带，与寓居该地的名士学者交流音韵学知识。此外，又参考中国的音韵著作，对朝鲜语汉字发音进行分门别类，甚至是当时被视为野蛮民族文字的梵文、蒙古文都纳入参考。这些工作，均是在保密之下进行的。

 

   公元1443年，新型的朝鲜拼音文字系统《训民正音》终于横空出世。为验证新文字的可用性，世宗大王下令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工作，将一些汉文经典翻译成朝鲜文字，并以朝鲜文字创作了史诗《龙飞御天歌》。证明新文字确实可行之后，1446年，《训民正音》正式公诸于世。然而，正如世宗大王料想的一样，新文字立即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

 

   首先发难的，正是集贤殿的副提学崔万理。崔万理以犀利的唇枪舌剑，毫不留情地指责世宗大王创制文字的举动：

 

   “于汉字之外创制文字，简直是儿戏之至、可笑之极！”

 

   “自古天下之内，虽然风土因地而异，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方言的差异而自制文字。”

 

   “会做自制文字这种蠢事的，就只有蒙古、女真这类野蛮民族。”

 

   “这种事情，一旦传入中国，肯定会成为天大的笑话……” 

   大肆攻击《训民正音》之后，崔万理又罗列了一些旧有书写系统的好处： 

   “新罗时代，薛聪假借汉字创造了吏读文法，完全适用于朝鲜语文。” 

   “即便是下层民众，粗通文字之后也就能掌握吏读的使用。”

 

   “吏读虽是汉字，但也遭受有识之士的鄙夷，如今以新文字取而代之，完全不可想象。”

 

   归根究底，崔万理等狂热汉字崇拜者们反对新文字的理由无非只有一个——《训民正音》并非汉字。

 

   对此，世宗大王回击道：“无论吏读、训民正音，其本质出发点无非是便民。你们一味推崇薛聪而诋毁寡人，到底意欲何为？”之后，又强行将唠叨不停的崔万理关了一天牢狱。

 

   然而，强力的行政手段无法扭转世间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新文字颁布之后的数百年内，训民正音只作为汉字的注音符号，以蝇头小字的方式标注于汉字之旁。后世的燕山君在位期间，由于有人曾用训民正音书写攻击燕山君的文章，燕山君竟然下令将书有训民正音的书籍全部销毁，我们之所以今天还能看见世宗大王的心血，完全因为当年流传下来的一本汉文入门书籍《训蒙字会》，上面所收录的三千多个基本汉字下均用训民正音作了注释。

 

   近代，朝鲜民族重拾训民正音这一民族智慧结晶，并倍加珍视。当年（公元1446年）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的农历九月上旬，即公历１0月9日，现在被定为“韩国文字节”。世宗大王的历史创造文字的伟大功绩，终于在五百年后得到认可。 

   《训民正音》是世宗大王的最后政绩，也是他生涯中最为光辉的亮点。除此之外，韩国历史上的农业、军事、天文气象、印刷技术、音乐、医学、地理、史学、儒学伦理等领域，均在世宗时代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由此也可以得知，世宗大王在位期间，韩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阶段。

   公元1450年，备受臣民爱戴的世宗大王寿终正寝。虽然因晚年崇信佛教而颇为儒生所诟病，但是世宗大王的一生始终瑕不掩瑜，在逝世之后，他被誉为“海东禹舜”、“圣君世宗”。在韩国历史上，李舜臣是军事方面的民族英雄，而世宗大王则被奉为文化方面民族英雄，受到极度的推崇。当代，在公共场所中他与李舜臣的塑像常常是左右相对，被视为朝鲜民族自主意识的象征。

朝鲜早期朱子学发展问题初探（二）

 

高丽末社会矛盾的激化与统治思想的危机

 

    高丽末，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外部的民族矛盾皆日趋激化，内忧外患，险象纷呈。权近概括当时形势说：“今水旱相仍，饥疫荐至，公数月之储，民乏一夕之资。老弱转于沟壑，饿殍僵于道路。加以邻国屯兵近境，侵我封疆，诱我人民，倭贼又深入为寇，州县骚然，弃为贼薮。守另不能御，将帅不能制。自古危乱之极，末有甚于此时者也。”（30）

   经济方面，最尖锐的问题是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正如恭愍王时辛盹在民辨整榜谕中说：“比起来纪纲大坏，贪墨成风，宗庙、学校、仓库、寺社、禄转军需田国人世业田民，豪强之家夺占几尽，或已决仍执，或认民为隶，州县驿吏官奴百姓之逃役者，悉皆漏隐，大置农庄病民瘠国。”（31）土地兼并带来严重后果。高丽末改革派代表人物赵浚“论列累数万言，皆砭切时病。”他指出：“至于近年兼并尤甚。奸凶之党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皆指为祖业之田，相攘而夺”，以至“一亩之主过于五六，一年之租收至八九。”（32）豪强兼并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大批中小地主破产，“民皆怨咨”；而且大地主“以私田瘠公家”，同封建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力，所以赵浚疾呼：“田制大毁”，“今世兵与田俱亡”。（33）

   政治方面，国王和世臣勋旧昏聩无能，荒淫奢靡，横征暴敛，“百姓困于土木，困于赋敛，冤怨通天，不可遽解。”（34）从1176年亡伊领导的公州农民起义和奴婢暴动接连不断。与此同时，因争夺王权引起王族内部的倾轧，因武将专权引起武人与文土间互相水火，因争中央实权引起地方两班对世臣勋旧不满，因争夺土田引起大地主同中小地主间争讼纷起，朝廷内部则是走马灯式的宫廷政变和权力更迭。所有这些都使封建统治秩序陷于极度混乱，中央集权更加软弱不堪。

   就外部而言，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先后六次大规模入侵高丽，攻城掠地，烧杀劫掠，为害甚烈。随之而来的是元帝国对高丽近一个世纪的干涉和奴役。十四世纪下半叶元末则有来自北方的红巾军入侵，倭寇从海上的接连侵扰，也使人民蒙受了深重灾难，“民不聊生，如在涂炭”。而高丽统治阶级依附蒙古侵略者，丧权辱国，苟延残喘，不顾人民大众的死活。这样，外部的入侵加剧了高丽内部的危机，使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高丽王朝，越发岌岌可危。

   严峻的现实迫使高丽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寻求摆脱危机，挽救封建统治的新药良方。然而，统治阶级历史的思想工具儒、释、道三教，此时也面临着严重危机。

   以高句丽后裔自居的高丽统治者，在开国初期曾象高句丽那样，尊崇道教，在开京内建道观，王宫内供奉三清像。但高丽中期以后，“佛事日盛，道教退居次要地位，影响也微不足道了。而就其教义来说,无论是自然无为成仙得道,还是阴阳秘术故弄玄虚，对于解决严重社会危机,显得无能为力。

   佛教密切协作被高丽树为国教,盛极一时。国王“崇尚佛教,亲执弟子之礼于髡秃之人，宫中之百高坐，演福之文殊会，无岁无之。云庵之金碧辉映山谷，影殿之栋宇耸入霄汉”，“事佛可谓至矣”。（35）但是在佛教备受尊崇的同时，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大起浮屠，屡兴土木，“糜费国用莫甚于此，敛怨于民莫甚于此”，于是“中外嗷嗷，士民觖望”。（36）崇佛被社会舆论公认为国贫民穷的重要原因，成为众矢之的。而佛教寺院兼并广土良田，隐匿众多奴婢，挖了封建国家墙脚，加深了同世俗地主的矛盾。僧侣的政治地位高居于众人之上，有的被尊为“国师”、“王师”，甚至同国王平起平坐，“位极人臣，进退百官，颐指气使”，出入宫廷，左右朝政。（37）当然要遭到那些文臣儒士的嫉恨。尤其是“佛式之教以清静寡欲，离世绝俗为宗，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也。”（38）因此，在复杂尖锐的现实斗争面前，佛教不仅不能为统治阶级提供“济世扶危”的良方，而且严重的社会危机更加暴露出佛教的空洞和虚伪。

   佛教、道教皆不中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经邦治国”之道的儒学，此时也处在僵化衰退之中。高丽儒学的衰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凋敝，“国库殚竭”。加之战乱频繁，先有契当刀兵，后有蒙古铁骑，江华迁都，入避海岛。文物典籍，学馆乡校，屡遭劫难。“近因兵兴，学校废弛，鞠为茂草”，“朋徒解散，斋舍倾頹”。学者文人“不死战乱，则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无一二存者。”（39）

   二是高丽统治者崇高佛教，佛僧比儒士在政治上往往居于更优越的地位，生活也较为安定。而儒学却不再是跻身仕途的惟一途径。正如李穑所说：“登仕者不必及第，及第者不必由国学。”加上武人专权，大批文儒士被排挤出政界，“蜕冠带而蒙伽梨，以终余年”，在“古称文物侔于中华”的高丽，“今其学者皆从释子以习章句。”（40）

   三是儒学本身的“不正之风”，导致僵化枯竭。李穑指出：当时的“士流之弊”是作学问的目的不在“修德举政”，而是沽名钓誉。他说：“古之学者将以作圣，今之学者将以干禄”。慨叹今世儒者“雕章琢句用心大过，而诚正之功安在”，“其中英迈杰出为儒之宗匠，为国之柱石者几何人哉！”（41）高丽儒学承袭新罗和中国汉唐学风，偏章于词章，不重视义理的发挥。他们把儒学经典当作教条照搬，而对儒家教义却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理论进展。因此，它无法同精密的佛教思辨哲学相抗衡。

   当着危机四伏的高丽封建统治者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迫切需要一种得力的思想武器，这时朱子学送到他们手中，当然是如获至宝。这种新儒学，不仅总结了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乱得失的历史经验，且较之原来的儒学体系，构思更加严密完整，更富于哲理，因而更有欺骗性，更加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对于这一点，只要稍加分析朝鲜早期朱子学代表人物的基本思想倾向，也就昭然若揭了。

 

高丽朱子学代表人物与基本思想倾向

 

   早期朝鲜理学——高丽朱子学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上半期，是初传阶段。安珦、白颐正等先驱者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开启了高丽朱子学之先河。诚然，他们在介绍程朱理学著作方面，具有开拓者的不可磨灭之功。然而，还来不及对程朱理学加以系统的研究和发挥，且传播的规模尚局限于高丽上层极狭小的范围内，其影响也是有限的。但进入十四世纪下半期，即高丽末李朝初的王朝交替时期，则是高丽朱子学的广泛传播阶段。涌期朱子学家深研究理学，并广泛影响到社会，为李朝开国后朱子学正式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李穑（公元1328-1396年）号牧隐，师承高丽名儒李齐贤。年轻时，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分入元朝，后得元翰林称号。归国后，“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学者皆仰慕。掌国文翰数十年，屡见称中国。”（42）官至宰相。李穑之前。传授朱子学多半是私下个别进行；待到李穑任成均大司成时，在成馆中讲授朱子学盛况空前，才子辈出。史载：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大司成，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土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月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尘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42）后来对朱子学有创见发挥的学者如郑道传、权近等，多出自李穑门下。其著作有《牧隐集》凡五十五卷。

   郑梦周（公元1337－1392年）号圃隐，曾任宰相，是同李穑齐名的高丽大儒兼重臣。“少好学不倦，研究性理，深有所得”。历任成均馆博士、司艺、司成、大司成，热心讲授朱子学，“倡鸣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讲论惟精，深得圣贤之奥。”（43）他对朱子学的阐发。同代人颇为折服。“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吻合，诸儒尤加叹服。”李穑高度评价郑梦周说：“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后来以朱子学正统自居的理学家，如李退溪、宋时烈等在追溯朱子学源流时，也尊戴郑梦周为宗师始祖。他在宰相任内，对推行朱子学不遗余力，“梦周始令世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又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44）其著作有《圃隐集》七卷。

   郑道传（公元1337？－1398年）号三峰，高丽禩王时，因反对权臣李仁任的亲元政策，而遭流放会津县。“结庐三角山下讲书，学者多从之。常以训后生辟异端为己任”。恭让王表彰他“倡鸣濂洛之道。排斥异端之说，教诲不倦，作成人材，一洗我东方词章之习”。（45）一些学者联名上疏，对他更是推崇备至：“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鸣孔孟程朱之道学，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邪说，明天理正人心，吾东方真儒一人而已。”（46）郑道传是高丽两班中改革派的干城，也是李朝开国思想理论基础的奠基人。其著作有《三峰集》十四卷、《学者指南图》等。

   权近（公元1352－1409年）号阳村，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之子。他的思想前期受李穑影响，政治上取温和的改良立场；后期则更多受到郑道传影响，转向激进的改革论。他的许多重要观点，都反映在为郑道传的著作所作的序文和注释中重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等。李朝时期刊行多种四书五经的注释书，溯其发端盖出于权近的《五经浅录》，这是继权溥倡议出版《朱子四书集注》后，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重要理学著作。《入学图说》则是朝鲜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子学观点的入门向导书，其影响更是远及日本。

   综观李穑，郑梦周、郑道传及权近等早期朱子学代表人物的生平思想，尽管他们的经历、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不尽相同，甚至田制改革和新旧王朝交替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但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对“出世”，主张“入世”，注重实际。对于佛道的“观空寂灭”、“离世绝俗”之道，本来就是朱子学所反对的。而早期朝鲜朱子学家生逢新旧王朝交替的“乱世”之际，封建统治弊端百出，社会矛盾暴露无遗。李穑、郑梦周等身为朝廷命官，以“卫社稷，扶君王”为己任，当此“乱极思治可以有为之时”，“国家多故，机务浩繁”，想埋头书斋不过问国事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单纯是“穷研性理”的学问家，首先是念念不忘“高丽中兴”的政治活动家。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地位，决定他们不能象李朝中期以后的朱子学家那样，专尚空谈性命，而是比较注重实际，关心现实问题，敢于正视现实社会的矛盾，并按照朱子学的教义，去认真回答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燃眉之急务。同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有时也能揭露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腐朽，甚至尖锐地抨击某些弊端，在一定程度尚反映了老百姓的呼声和要求。

   第二，“道统”，排斥“佛教异端”。朱子学本来从佛、道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资料，用以改铸和精制儒家的伦理道德哲学。但是为了挽救僵化衰退的儒学，抵制佛教的巨大影响，它又不能不以同佛老对立的面目出现，亮出维护儒家“道统”，“辟佛老异端”的旗号，采取“明反暗偷”的办法，以便获取独尊的地位。高丽朱子学尤其具有强烈的排佛倾向。

   郑道传排佛最烈，专著《佛氏杂辨》，对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他在“佛氏轮回之辨”，“佛氏因果之辨”、“佛氏心性之辨”、“佛氏昧于道器之辨”、“佛氏毁弃人伦之辨”、“佛氏地狱之辨”、“佛氏祸福之辨”、“佛氏乞食之辨”、“佛氏禅教之辨”、“儒释同异之辨”等论题中，对佛教观点逐一批驳、辩解。在同佛教的论战中，系统发挥了朱子学的观点。

   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高丽朱子学家把批判的锋芒集中指向佛教背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指责佛教“倡无父无君之教”,“成不忠不孝之俗”，“毁我三纲五常之典”。（47）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高丽统治阶级“殚其财力谄事佛神”，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因而谴责佛徒“不耕而食”，弄得“国瘠民穷”，“敛人之怨”。(48)

   他们用崇佛反不得善终的事实，揭露“修善得福”，“因果报应”说之虚妄。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威福刑德关之人主，富贵贫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之污浊，醉生梦死，不自觉也。”(49)

   他们据理驳斥佛教的轮回说，认为“人物之生生无穷”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坚者腐，存者亡”，“已生者往而过，未生者来而续”，辟如草木，春华秋实，叶落归根，并“非已落之叶返本归源而复生也。”(50)

   他们站在朱子学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用理本论反对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的本原论。认为“气本于理”，“天即理也”。（51）“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无物不有”，“道则理也”。（52）这个主宰万物的“理”，便是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为臣忠，为子孝，二者入道之大端，而立身之大节也。”（53）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佛老两家都没有抓住统治这个主宰一切的“大本”，权近说：“漠然无物。沦于老氏之虚无，佛氏之空虚，而大本有所不立。”（54）

   第三，以三纲五常作为理论治世的根本，要求革除异端，重整封建秩序，高丽朱子学家的理想政治，就是按照三纲五常原则，严格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等级制，强化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一方面，针对高咯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化，他们提出“尊重韩程朱子学，以正人心明人伦，去民之蟊贼”，防止老百姓“犯上作乱”；（55）另一方面，针对当时武将和世臣勋旧专权，架空王权，他们反对“陪臣执权，纪纲失堕”，高呼“尊王忠君”。（56）

   他们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则可以共新理化，”（57）也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消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要求穷人“灭人欲”，实际上就是要求老百姓安于穷困潦倒的现状；另一方面为谋求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治久安，规劝统治者有所节制，切莫“骄淫侈肆富贵之余，荒淫漫游于危乱之际”。（58）

   他们很有政治远见，认识到争取民心至关重要。“民心附而天命固”，“王者无民”则不能“守国”，“捶百姓之髓，朘百姓之膏”（59）的“残民者”必定亡国。主张“崇俭戒奢，节用爱民。”（60）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谴责那些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统治者。他们忧心如焚地看到，高丽封建统治已“病入膏肓，虽有扁鹊卒难治也。”起死回生之法，只有革除旧弊，推行新法。于是提出：“以复先王之旧，以革近代之弊”。（61）鉴于当时土地兼并是一切矛盾的症结所在，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田制改革，要求“革罢私田”，实行科田法。高丽朱子学家的田制改革方案，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封建土地占有进行调整，但是付诸实施，确有成效。至少暂时抑制了兼并之风，打击了高丽世臣大族、大地主和大寺院势力，保护了中小地主，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捞到了实惠，农民的负担总还是有所减轻，并且封建国家扩大了直接掌握的土地和劳力，增加了收入。这样，就为新王朝的建立，为恢复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奠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基础。

   第四，坚持“大义明分”，主张“亲明事大”。在对外关系方面，高丽朱子学家按照儒家的教义，认为只有汉族皇帝才是“真命天子”，中国是“天朝上国”，邻近小邦理应臣服尊奉这个“大国”。认为严格恪守上下有序、尊卑不易的“华夷之别”是天经地义，“夷不可以乱华，下不可以犯上”是当然之理。这就是朱子学坚持的所谓“大义分明”。从这种立场出发，元灭南宋，他们认为这是“以夷乱华”，大逆不道；而明灭元，则是“皇明肇兴”，恢复了“二帝三王之正统”。所以，他们坚决反对高丽当权者“亲明排元”论在当时，有助于高丽国家彻底摆脱蒙古统治者的干涉和奴驿，并且同明朝搞好睦邻关系，有助于集中力量对付倭寇的经常骚扰，从而使朝鲜获得一个利于休养生息的平稳国际环境。

   概而言之，从朝鲜早期朱子学主张入世、排佛、改革和尊明这四点共同的基本倾向来看，高丽朱子学适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新王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注解：

（1）（2）《高丽史》列传卷十八。

（3）《高丽史》列传卷十九。

（4）《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二。

（5）《高丽史》列传卷二十。

（6）《元史》世祖本纪、耶律楚材传。

（7）《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九。

（8）《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三。

（9）《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二。

（10）《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11）《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12）《旧唐书·东夷百济》。

（13）《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14）《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15）《三国史记·百济本纪》。

（16）《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17）《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18）《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19）《续高僧传》卷三十三。

（20）《三国史记》列传第五。

（21）《宋高僧传》卷五。

（22）《三国史记》列传第六。

（23）（24）（25）《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26）（27）《三国史记》列传第十。

（28）（29）《高丽史》列传卷四十。

（30）《高丽史》列传卷二十。

（31）《高丽史》列传卷四十五。

（32）《高丽史》列传卷七十八。

（33）《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一。

（34）《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35）《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二。

（36）《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37）《高丽史》列传卷四十五。

（38）《高丽史》列传卷二十四。

（39）《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一、三十三。

（40）《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三。

（41）（42）（56）《高丽史》列传卷二十八。

（43）（44）《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45）《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二。

（46）（47）（49）（55）（59）《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48）《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二、三十三。

（50）（52）《佛氏杂辨》，《三峰集》卷九。

（51）《心气理篇》，《三峰集》卷十。

（53）《三峰集》卷三。

（54）《入学图说》卷一。

（57）《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九。

（58）《高丽史》列传卷二十。

（60）（61）《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一。

 

参考书目

张敏撰：《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一文，载《孔子研究》1991年第三期，齐鲁书社版1991年版。
梁承武：《韩国儒家思想发展之反思》，载《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柳承国：《韩国的儒教思想》（贺剑城、李东哲译），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二期，齐鲁书社1992年版。
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洪军：《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崔根德：《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朴钟鸿：《韩国思想史论考》，（汉城）瑞文堂1977年版。
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下卷，（汉城）东明社1987年版。
玄相允：《朝鲜儒学史》，（汉城）玄音社1986年版。

 

朝鲜早期朱子学发展问题初探（一）

 

   程朱理学，在朝鲜通称为朱子学，十三世纪末世祖忽必烈时，始传入高丽，故早期朱子学，也称为高丽朱子学。在高丽王朝时期，朱子学经过上百年的引进和传播，到十四世纪末李朝建立后，便上升为正统的思想。此后五百余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之广泛和深远，为朝鲜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所无法匹敌。

   那么，朱子学是怎样由元朝传进高丽的？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为什么会被异国所接受，并迅速成为其统治思想？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高丽和元朝的关系与朱子学的传入高丽

 

   把朱子学引进高丽的，当首推安珦。安珦（公元1243－1306年）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扈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程朱理学。公元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逐号晦轩。”（1）他“以兴学养贤为己任”，“蓄儒琴一张，每遇士之可学者劝之”。又提出两班官吏捐赠“瞻学钱”，用以恢复荒废的儒学教育。安珦说：“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兴学养贤的目的就在传授孔子之教，推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他派博士金文鼎等去元朝，“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推荐李产，李缜等名儒为经史教授都监使，“于是禁内学馆内侍三都监五库愿学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诸生，横经受业者动以数百计。”（2）

   安珦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在元大都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学习研讨朱子学，一方面把朱学典籍带回国内。《高丽史》载：“时程朱子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顾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珠（颐正）。”（3）

   与安珦，白颐正同代得禹倬，也是早期朱子学的传播者，曾任成均祭酒，“通经史，尤深于易学，卜筮无不中。程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4）

   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刻翻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颇有建树。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他同其子权准及女婿李齐贤，褒集历代孝子六十四人，汇编为《李行录》刊行于世。（5）

   从《高丽史》提供的这几条线索来看，程朱理学得以传入高丽，是由出使元朝的高丽使臣作为媒介的。故欲溯高丽朱子学之源，必须首先考察高丽同元朝的关系。

   首先，元朝对儒学和儒士的重视，为理学流入高丽创造了有利条件。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大陆之后，蒙古贵族虽然可以用军事的强大建立自己的统治，却难以在思想文化上征服较之更为先进的汉民族。因此“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蒙古统治者，认识到“守成者必用儒臣”。（6）于是他们不能不效法汉族的统治者，提倡儒学，以便吸收理乱兴衰经验；同时笼络儒士，以便为其统治出谋献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时期在东南半壁发展的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得到了一个北传的机会。当初北方学者不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何物，但元仁宗以后，恢复科举，并以《四书集注》作为应试科目，此后朱子学遂在北方取得了统治地位。朱子学在元朝的得势和兴盛，对崇尚佛教而儒学正在僵枯衰退的高丽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刺激。当时高丽虽在名义上保持独立，但在各方面受元朝的干涉和支配，故制定政策时大都受元朝的左右，思想文化上也必然受到元朝影响。

   其次，高丽同元朝的密切关系，为理学流入高丽疏通了渠道。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采取分而治之的民族高压政策。臣服于元朝的高丽属二等的“色目人”。蒙古多次征伐高丽而不能得逞，从忽必烈以后，元对高丽转而采取以怀柔为主兼施干涉的政策。从元世祖定都北京到元顺宗被逐出北京，前后百年的元朝皇帝把一连七代高丽王招为驸马，以姻亲纽带作为手段进一步加强对高丽的统治和控制。于是，当时上至高丽国王、王族，下至使臣、随从，成群结队往返于两国首都之间，终年不绝。例如仅公元1284年一次，“（忠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7）大批高丽王公及随从常年定居在元大都。他们耳闻目睹，潜移默化，受到朱子学的熏陶和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高丽忠宣王热衷于收藏中国文物典籍，在元大都设置“万卷堂”书库，派员遣官到中国各地，四出搜集书籍运回高丽。他“性喜结交名士”，高丽大儒李齐贤应招至元大都，侍奉忠宣王，一同到中国各处游览。元朝名儒“姚燧、阎复、元明善、等咸游王门，齐贤相从，学益进。燧等称叹不止。”（8）

   元朝统治者也鼓励支持高丽统治者引进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元在高丽和中国东北地方设立征东行省，其中设有“儒学提举司”，管理文化教育，推动儒学发展。元朝恢复科举后的四十年间，高丽儒生赴元朝应试及第者不下十人。其中如李糓，“研究经史”，“中征东省乡试第一名”。“糓所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置第二甲。宰相奏授翰国史院检阅官。糓与中朝文士交游讲劘，所造益深。”（9）他的儿子李穑也在元朝及进士第，为翰林，归国后，成为高丽著名的理学大师，继元朝之后，高丽也改订科举法，把四书五经作为主要考试科目。此外，元朝还赠书给高丽，仅公元1314年一次，就将原宋朝秘书阁藏书一万七千多卷送给高丽王室。

可以说，朱子学北传并在元朝取得统治地位，加上元、丽两朝频繁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为理学传入高丽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

 

   对于高丽来说，朱子学属于一种外来思想。然而，这种外来思想之所以会在高丽土地上生根落地，仅从高丽的外部条件加以说明，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还要视乎朱子学是否适合高丽的国情，是否适合朝鲜自古以来的文化思想传统。

   程朱理学在中国产生时，汲取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料；同样，它被移植于朝鲜，也具备适合的土壤。

   第一，在朱子学传入以前，朝鲜素有儒、佛、道三教并存发展的悠久历史。朝鲜自古多通儒名士，富有光灿多彩的文化，“故唐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10）儒学传入朝鲜的确切年代虽无从稽考，但大致可肯定约在中国秦汉之际，儒学就同汉字一起传进了古朝鲜。儒学的宗天哲学同古朝鲜原有的天神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结合起来，被用来论证奴隶制度的合理性。继古朝鲜之后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儒学则成为新兴的封建统治思想。公元372年小兽林王时，儒学首先在高句丽被正式定为国学，“立太学，教育子弟”。（11）儒学在高句丽已相当普及，史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个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12）在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当时已设有“五经博士”官职，百济博士王仁曾赴日本传授《论语》和《千字文》。新罗儒学发展，后来居上。六世纪后用汉字改定王号、年号。新罗国号的确定也有儒家思想色彩，所谓“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13）七世纪后，新罗派遣大批贵族青年赴唐留学，全面学习唐文化典章制度和习俗，并带回大批儒家典籍，培养造就了一批通儒之士。

   佛教传入朝鲜是四世纪以后的事情。公元372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后两年又有“僧阿道来”，“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14)公元384年在百济”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15)528年，在新罗，“肇行佛法”得到国家的承认。(16)

道教在七世纪传入朝鲜。公元643年，高句丽宰相苏文向宝藏王建议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充训国人。”于是，唐太宗“遗道士叔达等八人”来高句丽传道，“兼赐老子道德”。（17）盖苏文的“三教鼎足，缺一不可”主张，反映了高句丽统治阶级对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以巩固统治服务的意图。

   这些历史事实足证在理学传入前，儒、释、道三教在朝鲜已具有少则六七百年，多则上千年的历史。这三种外来思想形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已深深扎根于朝鲜，积蓄了丰富的资料，这就给理学的移植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在朝鲜儒释道鼎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三教相互渗透，彼此沟通，形成了合流归一的趋势。三教因教义不同，在世界观、认识论、伦理道德观和社会政治观等方面，彼此差异很大，并且在每一时期，根据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程度，三教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优劣之分，其势力和影响也不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三教之间的相互排斥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佛教内部的五教两宗之间，也经常论难、争辩）。例如，道教初传入高句丽，由于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保护，“国家奉道，不信佛法”，毁弃佛寺，兴建一度衰退，而道教成为最有权威的国教。当七世纪，特别是新罗统一了朝鲜以后，佛教达到鼎盛时期，“我东方自新罗之季，奉浮屠之法。至于闾里比其塔庙，佛氏之说洋洋乎盈耳，沦于肌肤，浃于骨髓。未可以义理晓也，也未可以口舌辨也。”（18）此长彼消，道教这时则每况愈下，佛、道双方地位发生了转化。

   当时，儒学同佛教都居于统治地位。在统一的新罗，儒、释之间矛盾并不十分尖锐，反倒出现儒释会通的风气。七世纪真平王时朝，名扬隋朝的新罗高僧圆光载誉归国后，“朝野归敬”。（19）他的佛学思想具有同佛教正宗相违背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他说：“佛戒有菩萨戒，其别有十，若专为人臣子，恐不能堪。今有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择。若等行之无忽！”所谓“杀生有择”，就是要“择时”“择物”（“不杀使畜”，“唯其所用”）。他认为这些都是“世俗之善戒”，必须认真践履。（20）很明显，圆光是非常赞赏儒家的三纲五常道德观的。而他主张的“临战无退”，“杀生有择”，显然是对佛学“严禁杀生”传统教义的背离。

   新罗高僧元晓（公元617－687年）在阐发的《华严经》上有高深造诣，同“东海华严初祖”义湘齐名。他的《大乘起信论疏》在唐时即已传入中国，(21)同时对日本也很有影响。元晓独树一帜，创立了朝鲜独有的佛教宗派——“海东宗”。但这位法师结婚、饮酒、歌乐起舞，狂放不羁，根本不把佛门禁戒放在眼里。他的佛学思想中，也包含有企图摆脱佛教清规戒律，反对禁欲主义的自由倾向。

   元晓之子薛聪，初则落发为僧，精通佛经，继而蓄发还俗，自号“小性居士”，“生知道术，以方言谈九经，训导后生，至今学者宗之。”（22)成为新罗一代名儒。他最先使用“吏读法”（即用汉书的音或义来标记朝鲜语的一种方法），将儒学经典译成朝鲜语，极大推动了儒学在新罗的广泛传播。

   八世纪景德王时期，新罗著名诗人忠谈，身为僧侣却深懂儒学。在他的诗作《安民歌》中，就体现了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思想。

   道家的状况在新罗统一朝鲜后，虽然不大景气，但它的“无为自然”逃避现实的主张，仍受到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不得志者的赏识，对儒、释两家都有不小的影响。善德王时期，庆州甘山寺《阿弥陀如来造像记》记述当时的佛教既“仰慕无著之真宗，时读瑜珈之论”，又“兼爱庄周玄道，日日览，《逍遥》篇”。

   新罗末，儒家代表人物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求学，“十八横行战词苑”，“文章感动中华国”。后任唐翰林学士兼侍读。东归故国后，怀才不遇，隐居深山古刹，与浮屠结为道友，枕藉书史，逍遥自放。在唐时著有《桂苑笔耕》十二卷。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儒家核心主义立场，但也参杂诸多道教观点。

   儒、释、道三家同属唯心哲学，不管存在多么大的分歧，争论何等激烈，然彼此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三教鼎足，既排斥又统治一，逐步融合，这是朝鲜古代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统一的新罗时期表现尤为明显，继而在高丽王朝的几百年中又延续下来。由此端倪细加考察，也就不难理解，作为儒、佛、道三家长期争论与合流的产物，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道家宇宙生成万物化生观点和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的程朱理学，一经传入朝鲜，便呈破竹之势，这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情。

   第三，儒、释、道三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与融合，已经由外来思想变成朝鲜自己的东西，并被逐步改铸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独创思想形态。

   六世纪新罗真兴王时期，统治阶级为了选拔人材，在贵族子弟中组织了“花郎道‘（也称”风月道”）。史载：“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23）花郎道的活动方式颇为奇特，既象学术研究团体，又类似现在的旅游俱乐部，“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花郎道的道义是熔儒、佛、道三教于一炉的“风流”思想。崔致远说：“国有玄妙之道曰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24）这个概括准确地道出了风流思想的实质。它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风流思想反映了新罗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唐令狐澄《新罗国记》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也。”花郎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作用。新罗人金大问《花郎世记》云：“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25）功勋卓著的新罗名将金庾信就是著名的花郎出身。

   十世纪上半叶新罗末，“远近群盗，蜂起蚁聚”。工裔“乘乱聚众”，自立为王，建立“泰封国”。工裔本新罗王后裔，少年“削发为僧，自号善宗。及壮，不拘检僧律，轩轾有胆气。”起事后，“与士卒同甘苦劳逸。至于予夺，公而不私。是以众心畏爱，推为将军。”“军声甚盛”，“来降者众多”。这支最初带有农民起义性质的队伍，信奉“弥勒”教。弓裔“多行非法”，“又自述经二十余卷，其言妖妄，皆不经之事，时或正坐讲说。”（26）这种以佛教异端形式表现出来的弥勒信仰，实质上是佛教和花郎思想的折衷。弥勒降生为花郎，教化群生，铲除世间不平，创造人间乐土。弥勒教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它的主张把佛教的天堂搬到地上，把虚幻来生的追求，变为对现世的反抗。弥勒教的仪式也独具一格，“善宗自称弥勒佛，戴金帻，身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子为神光菩萨。出则常骑白马，以彩饰其鬃毛。使童男童女奉幡盖、香花前导，又命比丘二百余人，梵呗随后。”（27）

   十二世纪高丽仁宗时期，统治阶级内部西京两班同开京两班争权夺利矛盾激化，酿成“妙清之乱”。以妙清、郑知常等为代表的西京两班，在平壤建立“大为国”，以“天遣忠义”为军号。由于开京两班控制中央大权，以国王名义派军队镇压，终于使这场内哄激变为平壤人民大规模起义。“妙清之乱”的思想理论，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西京迁都说”。妙清等以阴阳图谶风水地理说为依据，大造迁都舆论。他说：“上京（开城）基业已衰，宫阙烧尽无余。西京（平壤）有王气，宜移御为上京。”（28）二是“祭八圣”。妙清等以朝鲜固有的山神崇拜为基础，炮制了八位“圣人”，建议国王“置八圣堂于宫中”，顶礼膜拜。“八圣”的名号分别冠以朝鲜三山五岳之名。如“白头岳”（长白山）、“龙围岳”、“月城岳”、“松岳”、“头岳”。且将佛、道两家名号二为一，如“太白仙人文殊师利菩萨”、“六通尊者释迦佛”、“平壤仙人燃灯佛”，等等。这其中之奥妙，郑知常在《祭八圣》文中讲得很清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灵。即无而有，即实而虚，盖谓本来之佛。惟天命可以制万物，惟土德可以王四方。肆于平壤之中，卜此大华之势。创开宫阙，祗若阴阳。妥八仙于其间，奉白头而开始。想耿光之如在，欲妙用之现前。恍矣至真虽不可象，静惟实德即是如来。命绘事以庄严，叩玄关而祈响。”他认为这是“圣人之法，利国延基之术”。（29）不难看出，“祭八圣”教义乃是儒、佛、道三教的杂揉。阴阳风水说同山神崇拜德结合。貌似不伦不类，却有独创的民族特色。

   无论是统治阶级正统的花郎道崇尚“风流”，还是被视为异端德“弥勒”或“八圣”崇拜，都体现出朝鲜民族自古以来，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营养，巧妙地同原来的意识形态融合起来，从而形成本民族独创的传统。这样，当程朱理学传进高丽时，也就能很快被高丽的儒家接受过来，并得心应手地加以改造和发挥，成为朝鲜历史上影响之广泛和深远的思想文化。

 

 

宋代中朝通商考略

 

 

本文所论述之中朝贸易，宋代所指是北宋和南宋，不作严格区分，而统称宋；朝鲜所指是高丽王朝。通商一是指国家之间使节进行的官方贸易；二是指民间进行的私人贸易。

 

一、宋与高丽之间的国家贸易
公园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公园962朝鲜高丽第一个官方使节向北宋“呈现方物”，开启了中朝之间的通商贸易往来。（1）公元1030年由293人组成的高丽使节团到北宋“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自此“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2）之所以“不通中国”，因为当时高丽、宋、辽三国之间复杂的关系，从而导致了宋与高丽之间使节往来的中断。直到公元1073年，高丽再次派遣使节来宋，两国之间官方使节的往来才日渐频繁起来，并一直维持到公元12世纪30年代。据《高丽史》初步统计，高丽使节在公元1071年至1136年间使宋共26次（其中一次是中途回国的），宋朝使节去高丽22次（其中由中央派出的15次，由明州等地派出的7次）。
两国使节除了完成政治任务之外，还有相应的贸易活动。通过高丽的“朝贡”、宋朝的“赐物”达到商品交换的目的，这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最为常见的一种贸易形式。
首先，商品交换的原则在“贡品”与“赐予”之间起重要作用。公元1079年，高丽文宗患病，宋“遣王舜封挟医前往”，并“兼赐药一百品”，对此文宗王“使柳洪来谢”，同时送上“御衣”、“金腰带”、“金花银器”、各种高级织物，以及墨、马匹等，以表示“谢恩”。（3）而有时高丽使节来宋“献朝物”还公开索要东西。据《宋史》记载，公元1092年，“高丽遣黄宗悫来，献黄帝针经，请市书甚众”，由于高丽使节的要求过多，引起了宋政府部分官员的很大不满，当时的礼部尚书苏轼便谏言：“高丽入贡无丝发利，而有五害。今请诸书及金箔皆宜勿许”。（4）结果只允许使节购买金箔。同时据《宋史》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条载：“前次贡物至，辄下有司估直偿以万缣，至是命勿复估，以万缣未定数。”（5）自此之后取消了一一定价的制度，一律以“万缣”为定数。
第二，公元11世纪70年代始至12世纪前半叶，高丽对宋的“朝贡”显得特别积极，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上能“得厚利”，另一方面是吸收宋朝先进文化的需要：如《文献通考》载：“按高丽之臣中朝（指宋朝——引者注）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6）另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058年高丽文宗“王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对此，“内史问下省”表示反对说：“国家结好北朝（指辽朝——引者注），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况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指宋朝——引者注）实无所资。”（7）前者说明高丽与宋交通的原因，后者则说明了高丽与宋继续断交的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高丽向宋王朝积极“朝贡”的原因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能得到极大的利益。
而在当时，宋王朝与高丽结成联盟，以抵辽、金之压力。因此，宋政府对高丽使节给予相当的礼遇。如《宋史》记载，公元1070年高丽“遣……金悌等百十人来，诏待如夏国使”，而“政和（公元1111～1118年）中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8）证明宋朝对高丽使节的来往表示出越来越大的重视。但是，宋朝在“朝贡”贸易中得到的经济上的利益往往却是非常微薄，甚至成了国家的一种负担，从而引起了一些政府官吏的强烈反对，如苏轼便曾上疏曰：“熙宁（公元1068～1077年）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至元丰（公元1078～1085年）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之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朝廷无丝毫之益，而夷虏获不赀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