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敝千江影 花生两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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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谷李珥——五千元篇

人们常常将中、日、韩相提并论，实际上，东亚三国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气质。不过，三国民众都不约而同地呈现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不可为之则不可为。这种价值观念，正是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一些韩国人宣称韩国是正宗的儒家文化继承者。此话虽然值得斟酌，然而韩国人对儒学的执著可是举世闻名。李朝时代，儒学在朝鲜半岛一统天下，取得独尊地位，期间，出了退溪李滉与栗谷李珥两位执思想学界牛耳的大儒，他们的思想对后世韩国人影响至为深远。退溪与栗谷倡导朱子学的伦理价值观，其核心内容即为“不可为之则不可为”。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社会不容许其成员对所谓“正确”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从而要求人们对既定的价值观念采取绝对认同的态度。这，便是理学家们口中的所谓“天理”。

在思想史上，退溪开创了韩国的性理学体系，栗谷作为后辈，则以此为基础有所革新突破。二人承前启后，但在韩元纸币上的位置却完全颠倒，退溪的半身像出现在千元钞上，而栗谷却反而出现在五千元钞上。据此推测，栗谷李珥相比起退溪李滉，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吧。

李珥，字叔献，世称栗谷先生，公元1536年出生于江原道江陵的外婆家乌竹轩。栗谷出身名门望族，父系德水李氏，是源自中国开封的世族，母亲是师任堂申氏，也是一位举世知名的才女。据载，栗谷自幼聪颖好学，三四岁便能读书写字，这一切，应该与他母亲的影响分不开。

师任堂申氏是李朝时代著名的女诗人、书画家，在吟诗作画上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据说，她年幼时曾在画纸上画下蚂蚱，后来有只鸡以为是真蚂蚱，啄破了她的画。师任堂的画往往能以假乱真，她虽然才华超群，但是从不随便在人前卖弄。一次士大夫夫人的聚会中，一名侍女不慎将汤洒在一位夫人的裙摆上，原来那夫人家境贫寒，衣裙是借自别人的，现在将借来之物玷污，那位夫人焦虑不已。这时，师任堂从容吩咐准备笔墨，端笔在沾有污渍的裙摆上点点画画，最后居然妙笔生辉、将斑斑污渍修饰成栩栩如生的葡萄与枝叶。末了，师任堂将裙子交给那位夫人，让她拿到市场上出售，结果卖得的价钱，足以买回好几件丝绸裙子。

师任堂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栗谷自小耳濡目染，不仅造就了端正的品行，也培养出超群的学识。可惜，这位贤良淑德的申氏夫人，在栗谷16岁时便撒手人寰，栗谷对慈母离世的万分悲痛可以想见。

师任堂之死为栗谷带来极大的震动，他守孝三年后，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于是入金刚山当了和尚。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栗谷在山门只呆了一年，20岁那年，他觉悟到佛家的虚无清静并非真理，又毅然下山重归儒林。栗谷短暂的修禅经历，对其学问生涯影响深远，此后，他坚定儒士的立场，在儒学研究上日益精进、最终成为大方之家。

23岁那年，栗谷前往陶山拜谒当世的名儒退溪李滉。一老一少两位儒士，对彼此的学问修养都异常赞赏。别后，退溪致书栗谷：“世间英才无限，可惜鲜有存心于学问者。君高才妙年，发奋研读，他日前途定然无可限量。”同年，栗谷即参加科举考试，以《天道策》而状元及第。此后直到29岁为止，先后九次殿试均获状元，被誉为“九度状元公”。慧眼识英雄，退溪的预言应验了。

由于在科举场上声名显赫，栗谷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初出茅庐就官居户曹佐郎，之后历任清州牧使、黄海道观察使、承旨、副提学、大司谏、大司宪、大提学以及六曹判书等内外要职。

不过，栗谷并非汲汲于功名利禄之辈，他的终身志愿在于性理学的研究。

研究“理”与“气”的本体论，是理学的主要内容。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理”（天道）是宇宙的根本，“气”（具体物质）因应“理”产生作用，从而形成世间万物。因此，“理”、“气”虽为两个互不分离的东西，但是相形之下，“理”显得更为重要。虽然朱子学是唯心论，但朱熹的在倡导“理”的同时，也是注重实践精神的。

韩国性理学，自高丽时代从中国传入之后，产生了“主理”和“主气”两个倾向。“主理”派以退溪李滉为核心，对朱熹学说几乎全盘继承。“主气”则在部分继承朱子学道德伦理的基础上，更注重实践而较为轻视理念。“主理”学者们将“理”与“气”视为一体，这犹如人乘马上，马依照人的意志前行。栗谷在学术上走的正是“主气”路线。

在学术见解上，栗谷与退溪的分歧很大。栗谷与退溪关于仁、义、礼、智（四端）和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的争论，在历史上形成著名的思想争论“四七之辩”。退溪认为，“四端”是由“理”引发的，而“七情”则是由“气”引发的，进一步引申，“四端”高于“七情”。栗谷则大力反对这种割裂人性的说法，他认为：“四端”与“七情”具有统一性，当道德感情与自然感情相结合，“四端”之下引发的“七情”即为“善”的情感，反之，即为“恶”的情感。在这一命题的争论中，栗谷“理”与“气”并重的客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对性理学的理解上，栗谷显然比退溪更具与时俱进的色彩。“四七之辩”喋喋不休，在之后为两人各自的学派所继承，沦为士大夫党同伐异的一面旗帜。

作为历史人物，栗谷与退溪身上都具有浓重的“存天理、灭人欲”味道。不过，儒学并非一成不变，作为一门学术，儒学必然在持续的良性研讨、交流中，不断被修正、补充，从而赋予其全新的内涵。遗憾的是，栗谷与退溪的学术讨论在后世完全变质，各自的门生由争论引发相互之间的嫌隙，学术流派更成为政治上的门户之别，成为东、西党争的开端。如果生前惺惺相惜的栗谷与退溪泉下有知，想必会对不争气的门生们感到痛心疾首吧。

栗谷身处的宣祖时代，国内土地兼并、官场腐化、士风萎靡，国外则饱受南倭北胡的侵扰，李朝已经濒临矛盾激化的前夕。对此，朝廷上下浑然不觉，一如既往地文恬武嬉，栗谷的大声疾呼在宣祖君臣耳中、不过是狂人的梦呓。栗谷具有经世济民的历史责任感，他敢于在宣祖面前直言进谏、苦口婆心地对朝政提出种种改革建议，又毫不保留地揭露官场弊病、抨击朝廷上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为此令宣祖感觉腻烦，也引起了同僚们的反感。久而久之，宣祖养成一种敷衍习惯，当他面对栗谷的上书或建言，总是停留于口头的赞许，然后将其实质内容束之高阁，最后不了了之。

栗谷作为学界领袖，对士大夫东、西分党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极力调和东人与西人两党，可是士大夫们依旧我行我素。不怀善意的同僚屡次上书弹劾，栗谷本人也多次向宣祖上书请辞，可是免职之后又被迫奉召出山。栗谷在朝中的位置就是这样的尴尬，他高不成、低不就，仅仅因其资历而被看成朝廷中的摆设，直到他四十九岁病死于吏曹判书的任上为止，栗谷始终无法在政坛上施展抱负。

据说，栗谷在一度失意谪居之时，曾下令佣人在临津江边的亭柱上刷上油漆，预言日后必有用处。果然，在栗谷逝世之后十年，壬辰倭乱爆发，宣祖乘夜落难到临津江边，却因江面伸手不见五指而无法渡河。这时，随从们在江边亭中点燃了灯火，灯光借着亭柱散射到周围，宣祖的队伍才得以顺利渡河。这个故事纯属事后诸葛亮，不过作为栗谷一生的写照，倒也是十分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