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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早期朱子学发展问题初探（二）

高丽末社会矛盾的激化与统治思想的危机

    高丽末，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外部的民族矛盾皆日趋激化，内忧外患，险象纷呈。权近概括当时形势说：“今水旱相仍，饥疫荐至，公数月之储，民乏一夕之资。老弱转于沟壑，饿殍僵于道路。加以邻国屯兵近境，侵我封疆，诱我人民，倭贼又深入为寇，州县骚然，弃为贼薮。守另不能御，将帅不能制。自古危乱之极，末有甚于此时者也。”（30）

   经济方面，最尖锐的问题是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正如恭愍王时辛盹在民辨整榜谕中说：“比起来纪纲大坏，贪墨成风，宗庙、学校、仓库、寺社、禄转军需田国人世业田民，豪强之家夺占几尽，或已决仍执，或认民为隶，州县驿吏官奴百姓之逃役者，悉皆漏隐，大置农庄病民瘠国。”（31）土地兼并带来严重后果。高丽末改革派代表人物赵浚“论列累数万言，皆砭切时病。”他指出：“至于近年兼并尤甚。奸凶之党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皆指为祖业之田，相攘而夺”，以至“一亩之主过于五六，一年之租收至八九。”（32）豪强兼并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大批中小地主破产，“民皆怨咨”；而且大地主“以私田瘠公家”，同封建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力，所以赵浚疾呼：“田制大毁”，“今世兵与田俱亡”。（33）

   政治方面，国王和世臣勋旧昏聩无能，荒淫奢靡，横征暴敛，“百姓困于土木，困于赋敛，冤怨通天，不可遽解。”（34）从1176年亡伊领导的公州农民起义和奴婢暴动接连不断。与此同时，因争夺王权引起王族内部的倾轧，因武将专权引起武人与文土间互相水火，因争中央实权引起地方两班对世臣勋旧不满，因争夺土田引起大地主同中小地主间争讼纷起，朝廷内部则是走马灯式的宫廷政变和权力更迭。所有这些都使封建统治秩序陷于极度混乱，中央集权更加软弱不堪。

   就外部而言，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先后六次大规模入侵高丽，攻城掠地，烧杀劫掠，为害甚烈。随之而来的是元帝国对高丽近一个世纪的干涉和奴役。十四世纪下半叶元末则有来自北方的红巾军入侵，倭寇从海上的接连侵扰，也使人民蒙受了深重灾难，“民不聊生，如在涂炭”。而高丽统治阶级依附蒙古侵略者，丧权辱国，苟延残喘，不顾人民大众的死活。这样，外部的入侵加剧了高丽内部的危机，使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高丽王朝，越发岌岌可危。

   严峻的现实迫使高丽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寻求摆脱危机，挽救封建统治的新药良方。然而，统治阶级历史的思想工具儒、释、道三教，此时也面临着严重危机。

   以高句丽后裔自居的高丽统治者，在开国初期曾象高句丽那样，尊崇道教，在开京内建道观，王宫内供奉三清像。但高丽中期以后，“佛事日盛，道教退居次要地位，影响也微不足道了。而就其教义来说,无论是自然无为成仙得道,还是阴阳秘术故弄玄虚，对于解决严重社会危机,显得无能为力。

   佛教密切协作被高丽树为国教,盛极一时。国王“崇尚佛教,亲执弟子之礼于髡秃之人，宫中之百高坐，演福之文殊会，无岁无之。云庵之金碧辉映山谷，影殿之栋宇耸入霄汉”，“事佛可谓至矣”。（35）但是在佛教备受尊崇的同时，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大起浮屠，屡兴土木，“糜费国用莫甚于此，敛怨于民莫甚于此”，于是“中外嗷嗷，士民觖望”。（36）崇佛被社会舆论公认为国贫民穷的重要原因，成为众矢之的。而佛教寺院兼并广土良田，隐匿众多奴婢，挖了封建国家墙脚，加深了同世俗地主的矛盾。僧侣的政治地位高居于众人之上，有的被尊为“国师”、“王师”，甚至同国王平起平坐，“位极人臣，进退百官，颐指气使”，出入宫廷，左右朝政。（37）当然要遭到那些文臣儒士的嫉恨。尤其是“佛式之教以清静寡欲，离世绝俗为宗，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也。”（38）因此，在复杂尖锐的现实斗争面前，佛教不仅不能为统治阶级提供“济世扶危”的良方，而且严重的社会危机更加暴露出佛教的空洞和虚伪。

   佛教、道教皆不中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经邦治国”之道的儒学，此时也处在僵化衰退之中。高丽儒学的衰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凋敝，“国库殚竭”。加之战乱频繁，先有契当刀兵，后有蒙古铁骑，江华迁都，入避海岛。文物典籍，学馆乡校，屡遭劫难。“近因兵兴，学校废弛，鞠为茂草”，“朋徒解散，斋舍倾頹”。学者文人“不死战乱，则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无一二存者。”（39）

   二是高丽统治者崇高佛教，佛僧比儒士在政治上往往居于更优越的地位，生活也较为安定。而儒学却不再是跻身仕途的惟一途径。正如李穑所说：“登仕者不必及第，及第者不必由国学。”加上武人专权，大批文儒士被排挤出政界，“蜕冠带而蒙伽梨，以终余年”，在“古称文物侔于中华”的高丽，“今其学者皆从释子以习章句。”（40）

   三是儒学本身的“不正之风”，导致僵化枯竭。李穑指出：当时的“士流之弊”是作学问的目的不在“修德举政”，而是沽名钓誉。他说：“古之学者将以作圣，今之学者将以干禄”。慨叹今世儒者“雕章琢句用心大过，而诚正之功安在”，“其中英迈杰出为儒之宗匠，为国之柱石者几何人哉！”（41）高丽儒学承袭新罗和中国汉唐学风，偏章于词章，不重视义理的发挥。他们把儒学经典当作教条照搬，而对儒家教义却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理论进展。因此，它无法同精密的佛教思辨哲学相抗衡。

   当着危机四伏的高丽封建统治者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迫切需要一种得力的思想武器，这时朱子学送到他们手中，当然是如获至宝。这种新儒学，不仅总结了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乱得失的历史经验，且较之原来的儒学体系，构思更加严密完整，更富于哲理，因而更有欺骗性，更加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对于这一点，只要稍加分析朝鲜早期朱子学代表人物的基本思想倾向，也就昭然若揭了。

高丽朱子学代表人物与基本思想倾向

   早期朝鲜理学——高丽朱子学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上半期，是初传阶段。安珦、白颐正等先驱者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开启了高丽朱子学之先河。诚然，他们在介绍程朱理学著作方面，具有开拓者的不可磨灭之功。然而，还来不及对程朱理学加以系统的研究和发挥，且传播的规模尚局限于高丽上层极狭小的范围内，其影响也是有限的。但进入十四世纪下半期，即高丽末李朝初的王朝交替时期，则是高丽朱子学的广泛传播阶段。涌期朱子学家深研究理学，并广泛影响到社会，为李朝开国后朱子学正式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李穑（公元1328-1396年）号牧隐，师承高丽名儒李齐贤。年轻时，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分入元朝，后得元翰林称号。归国后，“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学者皆仰慕。掌国文翰数十年，屡见称中国。”（42）官至宰相。李穑之前。传授朱子学多半是私下个别进行；待到李穑任成均大司成时，在成馆中讲授朱子学盛况空前，才子辈出。史载：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大司成，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土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月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尘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42）后来对朱子学有创见发挥的学者如郑道传、权近等，多出自李穑门下。其著作有《牧隐集》凡五十五卷。

   郑梦周（公元1337－1392年）号圃隐，曾任宰相，是同李穑齐名的高丽大儒兼重臣。“少好学不倦，研究性理，深有所得”。历任成均馆博士、司艺、司成、大司成，热心讲授朱子学，“倡鸣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讲论惟精，深得圣贤之奥。”（43）他对朱子学的阐发。同代人颇为折服。“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吻合，诸儒尤加叹服。”李穑高度评价郑梦周说：“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后来以朱子学正统自居的理学家，如李退溪、宋时烈等在追溯朱子学源流时，也尊戴郑梦周为宗师始祖。他在宰相任内，对推行朱子学不遗余力，“梦周始令世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又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44）其著作有《圃隐集》七卷。

   郑道传（公元1337？－1398年）号三峰，高丽禩王时，因反对权臣李仁任的亲元政策，而遭流放会津县。“结庐三角山下讲书，学者多从之。常以训后生辟异端为己任”。恭让王表彰他“倡鸣濂洛之道。排斥异端之说，教诲不倦，作成人材，一洗我东方词章之习”。（45）一些学者联名上疏，对他更是推崇备至：“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鸣孔孟程朱之道学，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邪说，明天理正人心，吾东方真儒一人而已。”（46）郑道传是高丽两班中改革派的干城，也是李朝开国思想理论基础的奠基人。其著作有《三峰集》十四卷、《学者指南图》等。

   权近（公元1352－1409年）号阳村，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之子。他的思想前期受李穑影响，政治上取温和的改良立场；后期则更多受到郑道传影响，转向激进的改革论。他的许多重要观点，都反映在为郑道传的著作所作的序文和注释中重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等。李朝时期刊行多种四书五经的注释书，溯其发端盖出于权近的《五经浅录》，这是继权溥倡议出版《朱子四书集注》后，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重要理学著作。《入学图说》则是朝鲜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子学观点的入门向导书，其影响更是远及日本。

   综观李穑，郑梦周、郑道传及权近等早期朱子学代表人物的生平思想，尽管他们的经历、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不尽相同，甚至田制改革和新旧王朝交替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但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对“出世”，主张“入世”，注重实际。对于佛道的“观空寂灭”、“离世绝俗”之道，本来就是朱子学所反对的。而早期朝鲜朱子学家生逢新旧王朝交替的“乱世”之际，封建统治弊端百出，社会矛盾暴露无遗。李穑、郑梦周等身为朝廷命官，以“卫社稷，扶君王”为己任，当此“乱极思治可以有为之时”，“国家多故，机务浩繁”，想埋头书斋不过问国事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单纯是“穷研性理”的学问家，首先是念念不忘“高丽中兴”的政治活动家。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地位，决定他们不能象李朝中期以后的朱子学家那样，专尚空谈性命，而是比较注重实际，关心现实问题，敢于正视现实社会的矛盾，并按照朱子学的教义，去认真回答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燃眉之急务。同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有时也能揭露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腐朽，甚至尖锐地抨击某些弊端，在一定程度尚反映了老百姓的呼声和要求。

   第二，“道统”，排斥“佛教异端”。朱子学本来从佛、道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资料，用以改铸和精制儒家的伦理道德哲学。但是为了挽救僵化衰退的儒学，抵制佛教的巨大影响，它又不能不以同佛老对立的面目出现，亮出维护儒家“道统”，“辟佛老异端”的旗号，采取“明反暗偷”的办法，以便获取独尊的地位。高丽朱子学尤其具有强烈的排佛倾向。

   郑道传排佛最烈，专著《佛氏杂辨》，对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他在“佛氏轮回之辨”，“佛氏因果之辨”、“佛氏心性之辨”、“佛氏昧于道器之辨”、“佛氏毁弃人伦之辨”、“佛氏地狱之辨”、“佛氏祸福之辨”、“佛氏乞食之辨”、“佛氏禅教之辨”、“儒释同异之辨”等论题中，对佛教观点逐一批驳、辩解。在同佛教的论战中，系统发挥了朱子学的观点。

   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高丽朱子学家把批判的锋芒集中指向佛教背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指责佛教“倡无父无君之教”,“成不忠不孝之俗”，“毁我三纲五常之典”。（47）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高丽统治阶级“殚其财力谄事佛神”，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因而谴责佛徒“不耕而食”，弄得“国瘠民穷”，“敛人之怨”。(48)

   他们用崇佛反不得善终的事实，揭露“修善得福”，“因果报应”说之虚妄。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威福刑德关之人主，富贵贫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之污浊，醉生梦死，不自觉也。”(49)

   他们据理驳斥佛教的轮回说，认为“人物之生生无穷”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坚者腐，存者亡”，“已生者往而过，未生者来而续”，辟如草木，春华秋实，叶落归根，并“非已落之叶返本归源而复生也。”(50)

   他们站在朱子学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用理本论反对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的本原论。认为“气本于理”，“天即理也”。（51）“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无物不有”，“道则理也”。（52）这个主宰万物的“理”，便是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为臣忠，为子孝，二者入道之大端，而立身之大节也。”（53）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佛老两家都没有抓住统治这个主宰一切的“大本”，权近说：“漠然无物。沦于老氏之虚无，佛氏之空虚，而大本有所不立。”（54）

   第三，以三纲五常作为理论治世的根本，要求革除异端，重整封建秩序，高丽朱子学家的理想政治，就是按照三纲五常原则，严格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等级制，强化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一方面，针对高咯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化，他们提出“尊重韩程朱子学，以正人心明人伦，去民之蟊贼”，防止老百姓“犯上作乱”；（55）另一方面，针对当时武将和世臣勋旧专权，架空王权，他们反对“陪臣执权，纪纲失堕”，高呼“尊王忠君”。（56）

   他们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则可以共新理化，”（57）也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消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要求穷人“灭人欲”，实际上就是要求老百姓安于穷困潦倒的现状；另一方面为谋求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治久安，规劝统治者有所节制，切莫“骄淫侈肆富贵之余，荒淫漫游于危乱之际”。（58）

   他们很有政治远见，认识到争取民心至关重要。“民心附而天命固”，“王者无民”则不能“守国”，“捶百姓之髓，朘百姓之膏”（59）的“残民者”必定亡国。主张“崇俭戒奢，节用爱民。”（60）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谴责那些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统治者。他们忧心如焚地看到，高丽封建统治已“病入膏肓，虽有扁鹊卒难治也。”起死回生之法，只有革除旧弊，推行新法。于是提出：“以复先王之旧，以革近代之弊”。（61）鉴于当时土地兼并是一切矛盾的症结所在，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田制改革，要求“革罢私田”，实行科田法。高丽朱子学家的田制改革方案，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封建土地占有进行调整，但是付诸实施，确有成效。至少暂时抑制了兼并之风，打击了高丽世臣大族、大地主和大寺院势力，保护了中小地主，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捞到了实惠，农民的负担总还是有所减轻，并且封建国家扩大了直接掌握的土地和劳力，增加了收入。这样，就为新王朝的建立，为恢复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奠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基础。

   第四，坚持“大义明分”，主张“亲明事大”。在对外关系方面，高丽朱子学家按照儒家的教义，认为只有汉族皇帝才是“真命天子”，中国是“天朝上国”，邻近小邦理应臣服尊奉这个“大国”。认为严格恪守上下有序、尊卑不易的“华夷之别”是天经地义，“夷不可以乱华，下不可以犯上”是当然之理。这就是朱子学坚持的所谓“大义分明”。从这种立场出发，元灭南宋，他们认为这是“以夷乱华”，大逆不道；而明灭元，则是“皇明肇兴”，恢复了“二帝三王之正统”。所以，他们坚决反对高丽当权者“亲明排元”论在当时，有助于高丽国家彻底摆脱蒙古统治者的干涉和奴驿，并且同明朝搞好睦邻关系，有助于集中力量对付倭寇的经常骚扰，从而使朝鲜获得一个利于休养生息的平稳国际环境。

   概而言之，从朝鲜早期朱子学主张入世、排佛、改革和尊明这四点共同的基本倾向来看，高丽朱子学适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新王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注解：

（1）（2）《高丽史》列传卷十八。

（3）《高丽史》列传卷十九。

（4）《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二。

（5）《高丽史》列传卷二十。

（6）《元史》世祖本纪、耶律楚材传。

（7）《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九。

（8）《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三。

（9）《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二。

（10）《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11）《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12）《旧唐书·东夷百济》。

（13）《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14）《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15）《三国史记·百济本纪》。

（16）《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17）《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18）《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19）《续高僧传》卷三十三。

（20）《三国史记》列传第五。

（21）《宋高僧传》卷五。

（22）《三国史记》列传第六。

（23）（24）（25）《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26）（27）《三国史记》列传第十。

（28）（29）《高丽史》列传卷四十。

（30）《高丽史》列传卷二十。

（31）《高丽史》列传卷四十五。

（32）《高丽史》列传卷七十八。

（33）《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一。

（34）《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35）《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二。

（36）《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37）《高丽史》列传卷四十五。

（38）《高丽史》列传卷二十四。

（39）《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一、三十三。

（40）《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三。

（41）（42）（56）《高丽史》列传卷二十八。

（43）（44）《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45）《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二。

（46）（47）（49）（55）（59）《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48）《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二、三十三。

（50）（52）《佛氏杂辨》，《三峰集》卷九。

（51）《心气理篇》，《三峰集》卷十。

（53）《三峰集》卷三。

（54）《入学图说》卷一。

（57）《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九。

（58）《高丽史》列传卷二十。

（60）（61）《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一。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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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洪军：《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崔根德：《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朴钟鸿：《韩国思想史论考》，（汉城）瑞文堂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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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相允：《朝鲜儒学史》，（汉城）玄音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