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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早期朱子学发展问题初探（一）

   程朱理学，在朝鲜通称为朱子学，十三世纪末世祖忽必烈时，始传入高丽，故早期朱子学，也称为高丽朱子学。在高丽王朝时期，朱子学经过上百年的引进和传播，到十四世纪末李朝建立后，便上升为正统的思想。此后五百余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之广泛和深远，为朝鲜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所无法匹敌。

   那么，朱子学是怎样由元朝传进高丽的？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为什么会被异国所接受，并迅速成为其统治思想？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高丽和元朝的关系与朱子学的传入高丽

   把朱子学引进高丽的，当首推安珦。安珦（公元1243－1306年）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扈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程朱理学。公元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逐号晦轩。”（1）他“以兴学养贤为己任”，“蓄儒琴一张，每遇士之可学者劝之”。又提出两班官吏捐赠“瞻学钱”，用以恢复荒废的儒学教育。安珦说：“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兴学养贤的目的就在传授孔子之教，推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他派博士金文鼎等去元朝，“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推荐李产，李缜等名儒为经史教授都监使，“于是禁内学馆内侍三都监五库愿学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诸生，横经受业者动以数百计。”（2）

   安珦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在元大都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学习研讨朱子学，一方面把朱学典籍带回国内。《高丽史》载：“时程朱子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顾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珠（颐正）。”（3）

   与安珦，白颐正同代得禹倬，也是早期朱子学的传播者，曾任成均祭酒，“通经史，尤深于易学，卜筮无不中。程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4）

   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刻翻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颇有建树。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他同其子权准及女婿李齐贤，褒集历代孝子六十四人，汇编为《李行录》刊行于世。（5）

   从《高丽史》提供的这几条线索来看，程朱理学得以传入高丽，是由出使元朝的高丽使臣作为媒介的。故欲溯高丽朱子学之源，必须首先考察高丽同元朝的关系。

   首先，元朝对儒学和儒士的重视，为理学流入高丽创造了有利条件。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大陆之后，蒙古贵族虽然可以用军事的强大建立自己的统治，却难以在思想文化上征服较之更为先进的汉民族。因此“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蒙古统治者，认识到“守成者必用儒臣”。（6）于是他们不能不效法汉族的统治者，提倡儒学，以便吸收理乱兴衰经验；同时笼络儒士，以便为其统治出谋献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时期在东南半壁发展的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得到了一个北传的机会。当初北方学者不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何物，但元仁宗以后，恢复科举，并以《四书集注》作为应试科目，此后朱子学遂在北方取得了统治地位。朱子学在元朝的得势和兴盛，对崇尚佛教而儒学正在僵枯衰退的高丽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刺激。当时高丽虽在名义上保持独立，但在各方面受元朝的干涉和支配，故制定政策时大都受元朝的左右，思想文化上也必然受到元朝影响。

   其次，高丽同元朝的密切关系，为理学流入高丽疏通了渠道。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采取分而治之的民族高压政策。臣服于元朝的高丽属二等的“色目人”。蒙古多次征伐高丽而不能得逞，从忽必烈以后，元对高丽转而采取以怀柔为主兼施干涉的政策。从元世祖定都北京到元顺宗被逐出北京，前后百年的元朝皇帝把一连七代高丽王招为驸马，以姻亲纽带作为手段进一步加强对高丽的统治和控制。于是，当时上至高丽国王、王族，下至使臣、随从，成群结队往返于两国首都之间，终年不绝。例如仅公元1284年一次，“（忠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7）大批高丽王公及随从常年定居在元大都。他们耳闻目睹，潜移默化，受到朱子学的熏陶和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高丽忠宣王热衷于收藏中国文物典籍，在元大都设置“万卷堂”书库，派员遣官到中国各地，四出搜集书籍运回高丽。他“性喜结交名士”，高丽大儒李齐贤应招至元大都，侍奉忠宣王，一同到中国各处游览。元朝名儒“姚燧、阎复、元明善、等咸游王门，齐贤相从，学益进。燧等称叹不止。”（8）

   元朝统治者也鼓励支持高丽统治者引进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元在高丽和中国东北地方设立征东行省，其中设有“儒学提举司”，管理文化教育，推动儒学发展。元朝恢复科举后的四十年间，高丽儒生赴元朝应试及第者不下十人。其中如李糓，“研究经史”，“中征东省乡试第一名”。“糓所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置第二甲。宰相奏授翰国史院检阅官。糓与中朝文士交游讲劘，所造益深。”（9）他的儿子李穑也在元朝及进士第，为翰林，归国后，成为高丽著名的理学大师，继元朝之后，高丽也改订科举法，把四书五经作为主要考试科目。此外，元朝还赠书给高丽，仅公元1314年一次，就将原宋朝秘书阁藏书一万七千多卷送给高丽王室。

可以说，朱子学北传并在元朝取得统治地位，加上元、丽两朝频繁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为理学传入高丽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

   对于高丽来说，朱子学属于一种外来思想。然而，这种外来思想之所以会在高丽土地上生根落地，仅从高丽的外部条件加以说明，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还要视乎朱子学是否适合高丽的国情，是否适合朝鲜自古以来的文化思想传统。

   程朱理学在中国产生时，汲取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料；同样，它被移植于朝鲜，也具备适合的土壤。

   第一，在朱子学传入以前，朝鲜素有儒、佛、道三教并存发展的悠久历史。朝鲜自古多通儒名士，富有光灿多彩的文化，“故唐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10）儒学传入朝鲜的确切年代虽无从稽考，但大致可肯定约在中国秦汉之际，儒学就同汉字一起传进了古朝鲜。儒学的宗天哲学同古朝鲜原有的天神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结合起来，被用来论证奴隶制度的合理性。继古朝鲜之后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儒学则成为新兴的封建统治思想。公元372年小兽林王时，儒学首先在高句丽被正式定为国学，“立太学，教育子弟”。（11）儒学在高句丽已相当普及，史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个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12）在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当时已设有“五经博士”官职，百济博士王仁曾赴日本传授《论语》和《千字文》。新罗儒学发展，后来居上。六世纪后用汉字改定王号、年号。新罗国号的确定也有儒家思想色彩，所谓“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13）七世纪后，新罗派遣大批贵族青年赴唐留学，全面学习唐文化典章制度和习俗，并带回大批儒家典籍，培养造就了一批通儒之士。

   佛教传入朝鲜是四世纪以后的事情。公元372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后两年又有“僧阿道来”，“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14)公元384年在百济”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15)528年，在新罗，“肇行佛法”得到国家的承认。(16)

道教在七世纪传入朝鲜。公元643年，高句丽宰相苏文向宝藏王建议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充训国人。”于是，唐太宗“遗道士叔达等八人”来高句丽传道，“兼赐老子道德”。（17）盖苏文的“三教鼎足，缺一不可”主张，反映了高句丽统治阶级对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以巩固统治服务的意图。

   这些历史事实足证在理学传入前，儒、释、道三教在朝鲜已具有少则六七百年，多则上千年的历史。这三种外来思想形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已深深扎根于朝鲜，积蓄了丰富的资料，这就给理学的移植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在朝鲜儒释道鼎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三教相互渗透，彼此沟通，形成了合流归一的趋势。三教因教义不同，在世界观、认识论、伦理道德观和社会政治观等方面，彼此差异很大，并且在每一时期，根据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程度，三教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优劣之分，其势力和影响也不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三教之间的相互排斥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佛教内部的五教两宗之间，也经常论难、争辩）。例如，道教初传入高句丽，由于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保护，“国家奉道，不信佛法”，毁弃佛寺，兴建一度衰退，而道教成为最有权威的国教。当七世纪，特别是新罗统一了朝鲜以后，佛教达到鼎盛时期，“我东方自新罗之季，奉浮屠之法。至于闾里比其塔庙，佛氏之说洋洋乎盈耳，沦于肌肤，浃于骨髓。未可以义理晓也，也未可以口舌辨也。”（18）此长彼消，道教这时则每况愈下，佛、道双方地位发生了转化。

   当时，儒学同佛教都居于统治地位。在统一的新罗，儒、释之间矛盾并不十分尖锐，反倒出现儒释会通的风气。七世纪真平王时朝，名扬隋朝的新罗高僧圆光载誉归国后，“朝野归敬”。（19）他的佛学思想具有同佛教正宗相违背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他说：“佛戒有菩萨戒，其别有十，若专为人臣子，恐不能堪。今有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择。若等行之无忽！”所谓“杀生有择”，就是要“择时”“择物”（“不杀使畜”，“唯其所用”）。他认为这些都是“世俗之善戒”，必须认真践履。（20）很明显，圆光是非常赞赏儒家的三纲五常道德观的。而他主张的“临战无退”，“杀生有择”，显然是对佛学“严禁杀生”传统教义的背离。

   新罗高僧元晓（公元617－687年）在阐发的《华严经》上有高深造诣，同“东海华严初祖”义湘齐名。他的《大乘起信论疏》在唐时即已传入中国，(21)同时对日本也很有影响。元晓独树一帜，创立了朝鲜独有的佛教宗派——“海东宗”。但这位法师结婚、饮酒、歌乐起舞，狂放不羁，根本不把佛门禁戒放在眼里。他的佛学思想中，也包含有企图摆脱佛教清规戒律，反对禁欲主义的自由倾向。

   元晓之子薛聪，初则落发为僧，精通佛经，继而蓄发还俗，自号“小性居士”，“生知道术，以方言谈九经，训导后生，至今学者宗之。”（22)成为新罗一代名儒。他最先使用“吏读法”（即用汉书的音或义来标记朝鲜语的一种方法），将儒学经典译成朝鲜语，极大推动了儒学在新罗的广泛传播。

   八世纪景德王时期，新罗著名诗人忠谈，身为僧侣却深懂儒学。在他的诗作《安民歌》中，就体现了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思想。

   道家的状况在新罗统一朝鲜后，虽然不大景气，但它的“无为自然”逃避现实的主张，仍受到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不得志者的赏识，对儒、释两家都有不小的影响。善德王时期，庆州甘山寺《阿弥陀如来造像记》记述当时的佛教既“仰慕无著之真宗，时读瑜珈之论”，又“兼爱庄周玄道，日日览，《逍遥》篇”。

   新罗末，儒家代表人物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求学，“十八横行战词苑”，“文章感动中华国”。后任唐翰林学士兼侍读。东归故国后，怀才不遇，隐居深山古刹，与浮屠结为道友，枕藉书史，逍遥自放。在唐时著有《桂苑笔耕》十二卷。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儒家核心主义立场，但也参杂诸多道教观点。

   儒、释、道三家同属唯心哲学，不管存在多么大的分歧，争论何等激烈，然彼此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三教鼎足，既排斥又统治一，逐步融合，这是朝鲜古代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统一的新罗时期表现尤为明显，继而在高丽王朝的几百年中又延续下来。由此端倪细加考察，也就不难理解，作为儒、佛、道三家长期争论与合流的产物，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道家宇宙生成万物化生观点和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的程朱理学，一经传入朝鲜，便呈破竹之势，这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情。

   第三，儒、释、道三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与融合，已经由外来思想变成朝鲜自己的东西，并被逐步改铸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独创思想形态。

   六世纪新罗真兴王时期，统治阶级为了选拔人材，在贵族子弟中组织了“花郎道‘（也称”风月道”）。史载：“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23）花郎道的活动方式颇为奇特，既象学术研究团体，又类似现在的旅游俱乐部，“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花郎道的道义是熔儒、佛、道三教于一炉的“风流”思想。崔致远说：“国有玄妙之道曰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24）这个概括准确地道出了风流思想的实质。它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风流思想反映了新罗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唐令狐澄《新罗国记》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也。”花郎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作用。新罗人金大问《花郎世记》云：“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25）功勋卓著的新罗名将金庾信就是著名的花郎出身。

   十世纪上半叶新罗末，“远近群盗，蜂起蚁聚”。工裔“乘乱聚众”，自立为王，建立“泰封国”。工裔本新罗王后裔，少年“削发为僧，自号善宗。及壮，不拘检僧律，轩轾有胆气。”起事后，“与士卒同甘苦劳逸。至于予夺，公而不私。是以众心畏爱，推为将军。”“军声甚盛”，“来降者众多”。这支最初带有农民起义性质的队伍，信奉“弥勒”教。弓裔“多行非法”，“又自述经二十余卷，其言妖妄，皆不经之事，时或正坐讲说。”（26）这种以佛教异端形式表现出来的弥勒信仰，实质上是佛教和花郎思想的折衷。弥勒降生为花郎，教化群生，铲除世间不平，创造人间乐土。弥勒教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它的主张把佛教的天堂搬到地上，把虚幻来生的追求，变为对现世的反抗。弥勒教的仪式也独具一格，“善宗自称弥勒佛，戴金帻，身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子为神光菩萨。出则常骑白马，以彩饰其鬃毛。使童男童女奉幡盖、香花前导，又命比丘二百余人，梵呗随后。”（27）

   十二世纪高丽仁宗时期，统治阶级内部西京两班同开京两班争权夺利矛盾激化，酿成“妙清之乱”。以妙清、郑知常等为代表的西京两班，在平壤建立“大为国”，以“天遣忠义”为军号。由于开京两班控制中央大权，以国王名义派军队镇压，终于使这场内哄激变为平壤人民大规模起义。“妙清之乱”的思想理论，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西京迁都说”。妙清等以阴阳图谶风水地理说为依据，大造迁都舆论。他说：“上京（开城）基业已衰，宫阙烧尽无余。西京（平壤）有王气，宜移御为上京。”（28）二是“祭八圣”。妙清等以朝鲜固有的山神崇拜为基础，炮制了八位“圣人”，建议国王“置八圣堂于宫中”，顶礼膜拜。“八圣”的名号分别冠以朝鲜三山五岳之名。如“白头岳”（长白山）、“龙围岳”、“月城岳”、“松岳”、“头岳”。且将佛、道两家名号二为一，如“太白仙人文殊师利菩萨”、“六通尊者释迦佛”、“平壤仙人燃灯佛”，等等。这其中之奥妙，郑知常在《祭八圣》文中讲得很清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灵。即无而有，即实而虚，盖谓本来之佛。惟天命可以制万物，惟土德可以王四方。肆于平壤之中，卜此大华之势。创开宫阙，祗若阴阳。妥八仙于其间，奉白头而开始。想耿光之如在，欲妙用之现前。恍矣至真虽不可象，静惟实德即是如来。命绘事以庄严，叩玄关而祈响。”他认为这是“圣人之法，利国延基之术”。（29）不难看出，“祭八圣”教义乃是儒、佛、道三教的杂揉。阴阳风水说同山神崇拜德结合。貌似不伦不类，却有独创的民族特色。

   无论是统治阶级正统的花郎道崇尚“风流”，还是被视为异端德“弥勒”或“八圣”崇拜，都体现出朝鲜民族自古以来，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营养，巧妙地同原来的意识形态融合起来，从而形成本民族独创的传统。这样，当程朱理学传进高丽时，也就能很快被高丽的儒家接受过来，并得心应手地加以改造和发挥，成为朝鲜历史上影响之广泛和深远的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