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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会注考证》札记

　　日人泷川资言所著《史记会注考证》，在学界颇有影响，前作《〈三家注史记〉札记》时，发现其中疏失之处亦不少，现将札记整理出来，所述亦不敢必，敬祁赐正。
　　

　　卷三十·平淮书：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
《汉书·食货志》：“至”作“置”。
《考证》：“汉志‘至’作‘置’误。
　　某适按：《考证》所引，实是《汉书补注》之言。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案上文已言置沧海郡矣，此不当复云‘置’也，作‘至’是。”王氏所说实误。考上文言“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书叙述沧海郡的由来，由来已久此处言置沧海郡，是为了说明置此一郡所费甚巨，与上文所言开发西南夷后“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云云是可以相比的，所以说：“拟于南夷”。而且置一郡后，须派兵守护，加上远途运粮所费巨大，所以下文又言：“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东山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因此“至”当作“置”，是毋庸置疑的了。

　　卷二八《封禅书》：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集解》引徐广曰：“锤县、黄县皆在东莱。”
　　《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师古无说，是其同意孟说，以黄锤为一人名，史宽舒为一人名，与徐广之说不同。
　　《考证》曰：“黄锤之史，其名宽舒。”
　　某适按：后文曾有“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之语，则黄锤为县名、宽舒为人名甚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皆已明言。

　　卷五十《楚元王世家》：过巨嫂食。
　　《汉书·楚元王传》：“巨”作“丘”。
　　《考证》：“‘丘’作当是‘巨’之误。”
　　某适按：颜师古于句下注曰：“《史记》‘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实无误可言。

　　卷一０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
　　《汉书·窦田灌韩传》曰：“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
　　《考证》：“至旦属上，《汉书》删‘早’字‘至旦’字，下文‘自旦至今’，四字无所承。”
　　某适按：《考证》之说有误。《汉书》只删“早”字，并未删“至旦”二字。《史书》下文“自旦至今，未尝敢食”，《汉书》作“自今未尝敢食”，无“自旦”二字，自景祐本以下各本《汉书》皆同。

　　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于是佗乃自尊为南越武帝。
　　《考证》曰：《汉书》作“南武王”，非是。
　　某适按：《汉书》实作“南武帝”，并非“南武王”。考景祐本、武英殿本、王先谦《汉书补注》，皆与《汉书》同。而且当时赵佗早已为王，既自尊号，如何又复称王呢？《考证》失之审慎。

　　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喜于衡山王子孝家。
　　《汉书》曰：“元狩元年，有司求捕与淮南谋反者，得陈喜于孝家。”
　　《考证》引崔适曰：“《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胶东康王寄、隐陵侯傅宽、阳陵侯偃、坐淮南事死，以年数较之，皆在元朔六年，惟《将相名臣年表》、《汉书·武帝纪》，二王（是指淮南王安、衡山王赐――引者注）之自杀，皆于元狩元年，然《五行志》亦云元朔六年。”
　　某适按：崔氏之说有误。《五宗世家》言江都王建，颇闻淮南王安阴谋，“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由此可知刘建并未坐淮南事死。其后，刘建因信巫祝，使人祷词妄言；又尽与其姐弟奸。事发，武帝使大臣责问之，建服所犯，于是自杀。因此刘建之死实在淮南案之后，而与淮南案无关。另据《傅宽传》，宽为阳陵侯，《考证》引作“隐陵侯”，实误。另“元朔七年”当作“元朔六年”，元朔共六年，并无七年，见梁玉绳《史记志疑》。

　　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于是景帝乃拜（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间（原字目间）氏首恶，余皆股栗。
　　《汉书·酷吏列传》并无“太”字。
　　《考证》引钱大昕曰：“都自济南太守迁中尉，在景帝前七年，而郡守更称太守，乃在景帝中二年，则其时不得称‘太守’也。‘太’字衍。”
　　某适按：《考证》所说有误。此处实是追称，下文亦言“孝景帝乃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这里有“太”字莫不也是衍文？《汉书》所用，实是省称。
　　同上篇：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阅，以文辞避法焉。”
　　《考证》引梁玉绳曰：“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至‘以文辞避法焉’一段，无端横入，不成章法，乃《汉书·减宣传》尾之语，后人妄取入《史》，而又误置于此也。盖《汉传》减宣以上皆袭《史》原文，田广明以下孟坚自作，故以斯语结之。且徐勃等阻山攻城，天子遣使者绣衣治盗，事在天汉元年，‘沈命法’更在其后，则非史公所撰益明矣。
　　 某适按：梁氏所说不确。考《酷吏列传》全文，标名者虽十一人，而其中有主次之分，主要记述张汤与王温舒，而王温舒之酷烈更是尤过于张汤，因而太史公详叙其事，并在其中穿插述了尹齐与杨仆二人。自“温舒以恶为治”以下详叙其事，以表明其酷暴不但不能为治，反而只益动乱，这是太史公的原意。正如本篇序文所谓：“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的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武帝晚年宠信酷吏，结果是“盗贼浸多，上下相为阅，以文辞避法焉。”正是与序文之言相应，用以表明任法之弊，一至于此，盖深为汉之危也。至于班孟坚截取这段文字以入减宣事迹之后，用以结束武帝时酷吏之行状，其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下补叙田广明、田延年等，也不过是移置《史》文之故，且孟坚移置《史》文之处不少，不独此段文字。
　　《史记》叙事至天汉而止。详见班孟超《司马迁》，史公《自序》谓“至太初而讫”者，是就其大限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史记》叙事讫于征和二年。另《自序》中有“麟止”之言，若按此说，则《史记》叙事应当至元狩而止，在太初之前十二年。此外，杜周迁为御史大夫是在天汉三年，此事既见于《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又见于《杜周传》中，不可能两处皆是后人妄加。至于“沈命法”虽在天汉之后。但为原始要终，顺便提及，也是情理中事。且绣花治盗之事，在本篇之中已有明言：“（义纵）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制始矣。”正为后文伏笔。梁氏失之慎，又拘泥于“至太初而讫”之说，致有此误。《考证》引之，也是失之考究。考梁氏所著《史记志疑》，凡《史记》所叙天汉年间事，皆以为后人所为，不独此篇。

　　卷一二四《游侠列传》：东道赵他羽公子。
　　《索隐》曰：“旧解以赵他、羽公子为二人。今案：此姓赵，名他羽，字公子也。”
　　《考证》引钱大昕曰：“以上下文证之，则《索隐》旧解为是。《春秋传》郑穆公之后有羽氏。”
　　某适按：《汉书》无“赵”字。师古曰：“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史记》“赵”字实是涉下文“南阳赵调之徒”而衍。钱氏之说近于附会。